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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網上有個討論，是關於領導價值的。有一個部門經理，部門從來不加班，團隊也是一團和氣。經理很清閒，公司也覺得他沒有任何業績，就把他換掉了。

公司派了另一個人來，沒過多久，部門就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各種投訴也來了。經理帶領大家加班加點，忙得四腳朝天。有些難題自己解決不了，大領導也被帶了進來。

這樣拼了一個多月，問題終於解決了。公司擺酒慶功，團隊人員互相擁抱，氣氛讓人感動。老闆說，多虧了新來的經理。

那麼問題來了，這兩個經理哪一個更有價值？大家討論的結果是，這個要看大老闆的領導水平處在哪個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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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領導藝術，《韓詩外傳》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

魯國的單父縣縣令空缺。國君求教於孔子，孔子就推薦了他的學生巫馬期。

巫馬期到了任上，披星戴月，廢寢忘食。一年之後，單父縣被治理得井井有條。可是，巫馬期自己卻因為勞累過度，病倒了。

孔子又派他的學生宓子賤來。宓子賤的作風完全不一樣，他在縣衙後院，修築了一個琴臺，每天彈琴鼓瑟，卡拉ok一唱一天。一年下來，單父縣同樣被治理得風調雨順。

巫馬期身體好點了，就跑來和宓子賤交流工作心得。看到宓子賤悠哉悠哉，他很是困惑。

宓子賤說，我和你的工作方法不一樣。你是靠自己的努力，可是事業越做越大，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你再怎麼努力，也不可能把事情做完做好。

我呢，調動合適的人，做合適的工作。事業越大，可調配的人和資源也就越多，我的工作也就會越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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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大體分兩種型別：一種是報時型的，一種是造鐘型的。

有的老闆就像公司裡唯一的鐘，只有他知道時間，每個人都跑來問他幾點了。

他們或主動或被動，造成一種“沒有我玩不轉”的情勢。公司的大事小情，都在他的腦子裡。他大多時候胸有成竹，指揮若定，有時候忙前跑後，著急上火。一旦他離開了，人們就會無所適從，失去了主心骨。

典型的如諸葛亮，從公司的戰略制訂，戰場上的運籌帷幄，到有人觸犯了軍紀，打20板子還是30板子，都要由他來做決策。他不在了，公司的估值立刻大幅縮水。

造鐘型的領導也報時，不過他的主要精力是造鐘。這樣，不管他在不在，別人都知道幾點了。造鐘型的領導不想做萬眾矚目的英雄，不喜歡捨我其誰的姿態。他們審時度勢，創設制度，扶植新人，不打算為了事業鞠躬盡瘁。

典型的如王石，把公司扔給年輕人，自己去登山、賽艇，到劍橋讀書，甚至弄點花邊新聞出來。他不在了，公司照常運轉，不影響萬科這艘航母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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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把君主分為四類，“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最好的君主，百姓甚至不知道有他這一號；次一等的，人們親近他，稱讚他；再次一等的，人們畏懼他；更次的，人們鄙視他。

在老子看來，在報時型和造鐘型的領導之上，還有一種員工“不知有之”的領導。公司執行流暢，一派紅火，但很少有人知道老闆到底幹了點啥。似乎公司的興旺，純粹是運氣使然，和老闆沒有半毛錢關係。

北宋仁宗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靜，士農樂業，文武忠良。

單以人才論，這一時期的名臣就有范仲淹、歐陽修、富弼、文彥博、包拯、司馬光、晏殊、韓琦、狄青；文藝方面，“唐宋八大家”，除了唐的韓愈、柳宗元，其他6位都出自這一時期，婉約詞派的高峰柳永也生活在仁宗朝；科技方面，有活字印刷術，有科技大家沈括，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

按理說，這樣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應該有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吧？

沒有。仁宗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和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基本不在一個層次。至於治國方略、選賢任能，似乎也都乏善可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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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仁宗這個皇帝當得很“窩囊”。

一次暮春時節，仁宗在御花園散步。身邊的人發現仁宗頻頻回頭探望，卻又什麼也不說，弄不清什麼意思。回到宮裡，仁宋急匆匆地對宮女說：“渴死我了，快幫我倒碗水來。”

宮女很奇怪：“陛下為何不在外面喝水，而忍渴這麼久呢？”仁宗邊喝邊說：“我回頭找了多次，沒見掌管茶水的當值侍吏，又不方便詢問。因為如果我一問，侍吏必然受到責罰，所以我才忍到現在。”

包拯當監察御史和諫官，屢屢犯顏直諫。有時候，唾沫星子都濺到了仁宗臉上。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耐心聽他嚷嚷。唐太宗號稱虛心納諫，還免不了背後發狠，要殺了魏徵這個鄉巴佬，而歷史上卻沒有任何關於宋仁宗生氣惱火的記載。

就是這樣一個在朝臣面前灰頭土臉的皇帝，死的時候，“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

這樣一個文藝鼎盛、百姓樂足的盛世，和仁宗的領導有沒有關係呢？

上古時期，流傳著一首《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帝力於我何有哉？

太陽昇起時，我起床勞作；

太陽落下時，我回家睡覺。

我自己鑿井取水，種田吃飯。

帝堯做了點啥，和我有什麼關係呢？

話說的不錯，可是真的沒有關係嗎？你問問路邊的小販，當城管突然冒出來的時候，他們是啥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