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該為什麼活著？

這是一個很常見而又很難回答的問題。

讀中學時，就常常這樣思考。但此後一直忙忙碌碌，並沒有找到答案。

或許是讀文學較多的緣故，覺得在文學史留名的人，都不是物質極其豐富，生活極其安逸的人，他們之所以能夠彪炳史冊，是因為他們的心靈裡儲存著溫存，他們的靈魂裡張揚著友善，他們的精神裡充滿著追求。

這種追求，不是功名利祿，而是高貴的人性，自由的精神和高尚的情操。

或許有人說：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在那時也算是達官貴人了，幾乎都有著官職和俸祿。

是啊，但有著官職和俸祿的人多了去了，為什麼他們是其中的佼佼者？甚至超越比他地位高、職權大的人，而成為歷史星空中的璀璨者呢？

因為他們有著比常人深刻而豐富的情感生活，有著求真求善的人生執著。

陶淵明，這個抱著“我無奈於世界，世界也無奈於我”的堅韌，為了心中的自由與平和，放棄了聊以謀生的俸祿，開始躬耕。

李白，當對無聊的宮廷應酬和爾虞我詐的爭鬥厭倦時，放棄了翰林學士，繼續他的漫遊。

杜甫，並沒有想著如何固守好容易得到的右拾遺，為了眼中的正義奮力抗爭，不得不回到逃難的人群中。

還有在黨爭中絕不投靠的蘇軾和在流俗面前保持超然的吳敬梓。

其實，他們稍一改變自己的人生態度，會過得比其他人好得多。

但是，沒有。這不是歷史的選擇，讓他們做了詩人或者文學家，而是他們選擇了詩人或者文學家。

因為，所有的藝術，都不是用金錢堆出來的，即便是生活非常優越的帝王，如李煜、宋徽宗，在成為帝王之前或帝王之後，依然有著高度的藝術修養。

這是因為，藝術，包括文學，不是金錢的產物，而是精神的寫照。在一個把經濟作為人的全部意義和價值的時代，註定缺少精神的張揚，因而沒有好的作家和藝術家，是這個時代必然要付出的代價。

躁進和功利不僅會毀了一個人，而且會毀了一個時代，長遠來說，會毀了一個民族。當我們缺少精神生活時，空虛便瞬間填補了心靈。那就需要用物質刺激去滿足虛弱不堪的靈魂，讓自己在別人所謂的羨慕之中獲得一絲滿足。當這個社會所有的人都把所謂的“理財”、“富足”作為人生目的時，貪官的前赴後繼，教授的墮落，藝術家的攀附，是無法阻擋的。

我不是復古，我覺得中國古代社會對商人的斥責，不是針對某一個人，也不是針對這個職業，而是針對那種貪婪自私、“重利輕別離”、毫無親情、毫無人性的價值觀念的憎惡和厭棄。但，當我們這個時代，把金錢的擁有幾乎作為衡量人生的全部要義的時候，社會的價值體系便開始扭曲。

反右，毀掉了知識分子傳統士大夫的批判精神，才有了文革般狂熱吹捧。高歌猛進的十年，消滅所有的另類思考，失去了差別，使得人人都有同樣的視角去仰望或者俯視。當開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時，幾乎所有的人都開始以物質的增多，作為衡量社會發展、人生成敗的唯一要素。

這是一個國家的幸運，畢竟能解決了溫飽問題，還可以大步流星去奔小康。但每當我看到朋友中的官員，在熱烈討論著如何理財，醫生在分析著如何藥物的利潤，教授們算計著課時的費用，書畫家吹噓著自己買了多少錢時，軍官們總想著如何投資時，我總是生出一些悲傷。

這樣的亢奮的經濟美夢，最後必然在一場泡沫中收場。如此逐利的思潮，必然釀出無法解決的動盪。一部分做這樣的夢，鼓吹這樣的思潮，是正常的。當所有的人都想富足時，燈紅酒綠中瀰漫的便是交易的赤裸、算計的直白和坑害的殘忍。

社會的價值體系，一旦紊亂，經濟無論如何發展，都不足以維繫它的穩定。

沒有社會安全感，所有的財富只不是暫時的符號。

沒有歸宿的心靈，便徹底失去了自我。

沒有了自我，便不知道自己活著是為了什麼？不得不用大眾所謂的“成功”，來激勵自己，按照社會中大多數人的願望，放大貪慾和自私，不斷去掠奪，去獲取，表面是得到所謂的“機會”、“成就”甚至實現了“夢想”，但卻失去了內心的平和；看似很有效率，但卻忘卻了所謂的經濟，只是國家發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財富的擁有，也不是活著的全部意義，只是手段而已。

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很淡泊的，能夠遠遁，可以反思，活得淡定從容。有些曾經很好的朋友，因為躁進、功利或者趨利，已經越走越遠了。

有時覺得很孤獨，但享受這種孤獨，卻別有滋味。自然會遇到同樣的孤獨者，那便是一生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