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280年晉朝滅亡吳國，吳人從未心服，他們否定統一理論，不認為南方有與北方合併的必需。而且，乃系因吳國皇室自身頹廢，才被晉朝僥倖征服，並不等於南北雙方政治、經濟優劣的判決。所以，潛伏反抗意識，毋須等待政治上不平等待遇的刺激。基本上，早在南北統一之際便已敵視，吳人堅信不久他們仍將恢復獨立。
五胡得到中原政權認可大量內遷，形成了與漢人大雜居、小聚居的態勢
4世紀初，五胡亂華大變局展開。所謂“五胡亂華”，一般以304年匈奴貴族劉淵建國為起點，落幕年份便是北魏大合併運動中439年滅亡北涼，北方中國除遼東以外完成全域統一。
五胡亂華時期顯然不是一個穩定狀態，“五胡十六國”之間的頻繁戰爭促使北方內部逐漸同質化，預示著北方統一遲早會到來。北方無論五胡或北朝，國家領導性格全呈現胡—漢聯合政權。此一時代中，胡人建國固必以得到漢人支援為基本，漢人建國同以結合胡人力量為條件，換言之，無論胡人—漢人間主從關係如何，胡—漢攜手的形態則一。“五胡十六國”中漢人政權也同被“胡”的觀念所概括，正代表了四世紀連鎖反應建國運動的共通特色。
而“胡人”轉移至漢族領土的時間固有久暫，其以立於漢族領土，並與漢族混居、通婚而久已漢化的現象則無不同。移住的實質，也便以放棄自身遊牧傳統而願意漢化為前提。民族意識因之隨自身固有的社會組織、經濟與文化形態發生根本上變化，早與漢族混同為“中國人”。建國期間，又對社會、經濟、文化更高境界的漢式政治獲得經驗，同時，混亂局面下原已僅餘民族名詞的諸種族間不斷以及加大遷徙混血，“中國人”思想也直接向“漢人”範疇轉變。
王猛捫蝨談天下圖 後趙石勒有張賓，前秦苻堅有王猛
被顛覆的晉朝政權退到江南以及保有長江流域以南成功，而有東晉局面的開創。而此時期的純粹的南方漢人政權，在社會心理層面幾乎形成了相對獨立的意識形態。
東晉政權的領土範圍大略相同於三世紀吳國，也便以吳國所開發江南富源為立國基石。國都也相同，僅名詞由建業改為晉朝接收後的建鄴，再自東晉建國而改建康。約百年之後，同一基礎上，東晉再轉換為南朝或依序宋、齊、梁、陳四朝代的相續嬗代，領土與國家性質，都一貫性相共通。所以，歷史界往往以東晉與南朝五朝代，連同最早立國於江南的吳國，自三世紀迄六世紀前後三百多年，建都於南京的江南政權，合稱六朝。
東晉與晉朝（或西晉）之間，所存在區別非只形式上的偏安與統一而已。東晉南渡，歷史界一般認為中國正統朝代已經南移長江流域。實際上，東晉名義固仍是晉朝，謂與統一時代一脈相承，國家基礎的實質，卻隔代繼承三十多年前被晉朝消滅的三國分立時代吳國。其間，關係到南方勢力對北方或中原所潛在敵視性的抗拒力。
歷史上最早代表南方與北方抗衡的楚國勢力，漢朝時印象已漸模糊。三世紀吳國在江南獨立自主建國，北方的對立意識才再度鮮明。“吳”也因之替代“楚”成為南方的代表名詞。
蘇軾：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
晉朝統一中國，統治者驕妄的戰勝者心理，未設想須要解消南、北觀念，相反，歧視吳人與自統一政府較高階層中排斥吳人，從吳國豪族與丞相後裔陸機上書的淒涼之言：“至於荊、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晉書》賀循傳）可知。有三俊美名的陸機、陸雲，與另一吳國丞相後裔顧榮，於吳國滅亡後曾滿懷希望偕赴洛陽，結局或受譖而死，或鬱郁返鄉。
《晉書》五行志中收錄吳國亡國時流行的童謠：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可以反映吳人念念不忘復國的共通心理。
八王之亂牽涉甚廣，陸機臨刑前感傷地說：‘’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
所以，“八王之亂”引起全國性人心浮動時，江南感染特為強烈，所謂“竊發為亂者相繼”（《晉書》五行志中）。其中最大一波，乃是惠帝永興二年（305 年），廬江人大軍閥陳敏在歷陽（今安徽省和縣）豎起叛旗與據有吳越之地。
特堪注意，對於此次蠢動，鎮壓之功非歸諸晉朝政府軍，反而便是江南或吳人自身力量。顧榮等吳中名門豪族勢力，以“除三害”歷史故事聞名的晉朝名人周處之子周玘為中心領導相結合。於第三年（懷帝永嘉元年）消滅陳敏。
此一事件之所以值得重視，第一，陳敏自號“楚公”，非只對吳人產生感情距離，且以公元前吳、楚最早的仇恨而引起江南人反感。第二，陳敏出身寒門而非豪族，代表的背景與立場都與諸大族相背。因此，豪族們最初雖也曾考慮與之合作，結局卻斷然步上了相反的方向。從陳敏事件可以發覺，江南人儘管期望復國，但對如何達成此一願望，則顯然徬徨與矛盾。
周處除三害
司馬睿到達江南繫緊隨此一事件之後，也便利用吳人內部弱點而東晉得以建國。便是說，適時把握了吳人自身豪族間尚未產生露骨的野心家，抑或尚在猶豫的空隙，此係司馬睿與其支持者琅邪王氏所代表自北方轉移南方的豪族勢力一大成功。否則，時間稍有延遲，江南另成局面，可能將與東晉無緣。
晉元帝司馬睿能在北方局勢惡化以前，時間與條件都尚未不利到被當地拒絕之際，搶先到達江南，可謂與西晉創業同樣幸運。但是，遭受江南人冷漠仍不可避免，《晉書》對此明晰說明：
“（元帝）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王）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王導傳）
衣冠南渡
所以，能得勉強立腳江南，前提條件便是竭力遷就與取媚土著勢力，對於“率合鄉里義眾，三定江南，開復王略”的周玘，尤不能不特以其家鄉“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晉書》周玘傳）。江南阻力排除到可以穩定腳步，如王導傳所言，須待第四年洛陽淪陷，大多數中州人士逃避更劇烈的戰禍而一波波渡來江南。
吳人方面，復國意念雖受“八王之亂”刺激一度熾烈高漲，但如《晉書》五行志中所提示，所有童謠預言的應驗，“於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陳敏事件的失敗，未始非即此一心理因素的犧牲者。然而，陳敏儘管被吳人豪族聯合陣線打倒，吳人豪族以事件平定而心理上的惆悵、懊惱與茫然有空虛感，也可以想象。他們可能已覺醒孫氏子孫舊幌子號召為無濟於事，但新的精神結合力量一時尚未能產生。
司馬睿正值此一空隙抵達建鄴，既以禮遇相加，相對方面，吳人對司馬睿虛偽的敷衍應酬，於晉朝政府倒塌跡象尚未明顯表露以前，也仍屬需要。但時機稍縱即逝，待王敦以重兵翼衛司馬睿於外，王導以司馬睿智囊策劃於內的形勢形成，以及中原人民與北方豪族繼續不斷遷來南方時，再圖反抗已不可能。吳人豪族態度，因此不得不轉變認為無論皇帝何人，脫離北方統治而復國的願望終已達成。
北方豪族初到南方新亭對泣，站穩腳跟後曲水流觴
《晉書》五行志中記載江南童謠“數橫目”的註腳：“案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可以說明，吳人的觀念，即使東晉建國，仍不代表晉朝復興，卻是吳國復活。
同時，東晉政府結合北方流亡勢力與江南土著勢力的聯合政權形態，實質與同時期北方的胡—漢聯合政權，意義上也無不同。惟其如此，東晉皇統固屬司馬氏，朝代也被歷史界認系晉朝正統的延續，國家性格卻非前後符合。正確而言，應是一個利用了晉朝名義新建立的國家，以及新成立的政權。
隨著一波波衣冠南渡，吳人與江南地方勢力步步被北方渡來豪族壓倒，聯合統治“僑”“舊”平衡勢力傾斜，政治上明顯出現渡來者僑姓反客為主現象。最早與北方勢力攜手的顧榮之輩，被憤憤不平的吳人唾罵，一直到五世紀後半南朝，仍可由如丘靈鞠之語聞知：“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裡，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渡，……死有餘罪。”（《南齊書》文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