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學面面觀】

作者：田一坡（四川輕化工大學中文系主任）

在臧棣新近出版的詩集《詩歌植物學》（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中，我們迎面與各種植物相遇。這些詩歌植物參差錯落、葳蕤繁茂，並迫使我們重新審視自身和植物的關係，“醒目如我們從不知道/我們從前有一個綽號叫盲人”。

海南熱帶植物園中爪耳木 新華社記者 蒲曉旭攝

在現代的城市景觀中，植物和生命的關係已經變得若即若離。植物蛻化為街邊的行道樹、公園中修建得整齊的觀賞花草，或者偶然在轉角處掙扎生長的雜草，它們作為一種物件化的存在，點綴在審美和生活的邊緣。它們不再像詩經時代的植物一樣，是我們愛情、勞作和征戰的起興與見證，緊緊楔入我們的生活。而臧棣的這部作品，再次激活了植物對生命的意義。植物作為生命的存在境域，再次在詩歌中得以澄明和彰顯。從物件化的植物前退身而出，重返生命與植物互滲互喻的現場，《詩歌植物學》提供了一片繁茂的熱帶雨林，讓讀者置身其中。

《詩歌植物學》共三卷，291首詩，可以看作向“詩三百”略顯謙恭地致敬。其中卷一127首詩歌，主要寫花草類植物；卷二89首詩歌，主要寫木本類植物；卷三75首，主要寫可食用的植物。臧棣對於自然主題、自然意象的書寫極為偏愛，但是，當植物上升到“學”時，我們就不能夠再將《詩歌植物學》中的植物僅僅看作“自然意象”。這部詩集不僅是多首書寫植物的“詠物詩”合集，而且是以一種整全與系統的想象力對生命中的植物進行的詩歌觀照與秩序整合，這些詩歌植物最終建構了一種完整的生命生態。

作為詩歌的植物學，臧棣在詩集中展現了細節的發現力。詩歌植物學無法用科學的語言去定位植物的科屬特徵，而是用想象力去發現甚至發明植物新鮮的細節美。這種細節在臧棣的詩中比比皆是。比如《青蒿簡史》中，“在這些菊科植物身上，絕對的清香/從來就沒被地方性迷惑過”。像這樣的細節發現與發明瀰漫在詩集中，成為詩歌植物學的氤氳底色。在更深層的意義上，這種細節的想象力發現，更多指向一種生命和植物的生成性關係——此時此刻，植物向生命閃現它之所是！這是一種即時的觀看，也包含著一種臧棣稱之為靈視的“看”，一種集洞見、見識、直覺、異想、視野於一體的觀看。正是觀看，才能從慣性的生存中開闢出另一個鮮活的植物學世界。

作為生命的生態學，臧棣在詩集中展現了一種涵括萬有的包容力。從高貴的紅梨到卑微的狗尾巴草，從挺拔的烏欖樹到蕭蕭的枯枝敗葉，從生與死的糾結中提煉出櫻花的美到魔術表演生命尾聲的檸檬，從“時間像一口綠色的鐘”的脆弱黃瓜到“腰身纖細，綠得令翡翠都有點嫉妒”的韭菜，臧棣展現了所遇皆詩的創作活力與包容力，甚至僅僅在《文化人類學考試入門》一首詩中，臧棣就涵括了35種植物，展示了詩人處理植物素材的筆力。所遇皆詩，絕不僅是勤奮能夠解釋的，而且展示出詩人涵括萬有的胃口與語言更新的能力。就像臧棣所說，在素材的意義上，詩無所不在。詩可以在任何事物中找出並還原它自己。在詩集中，詩人則在所見所遇的植物中找到並還原了植物自身。所有的植物，在詞語中，迴歸到屬於自身的位置。正是這種植物的各得其所，才使生命的生態學成為可能。只有細節的發現力構不成洋洋的詩歌植物學大觀，還必須有這種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的涵括力與整合力，這樣才能在詩歌中容納下一片繁茂的、熱帶雨林般豐沛的植物學園林。也只有在這樣的詩歌植物學的世界中，我們才可能“更深刻更持久地為大自然迷人的真相所感動”。

《詩歌植物學》展現的是植物、詞語與生命的互滲與互喻，其中，詞語，或者說語言的技藝，不僅是聯通植物與生命感覺的通道，而且是植物與生命互滲互喻的鮮活戰場。或者說，只有在詞語展示的場域中，植物與生命的互滲互喻才是可能的。由此，詩歌的植物學翻轉為植物的詩歌學，對《詩歌植物學》的閱讀則從“多識於花鳥草蟲之名”的古典閱讀翻轉為“剝洋蔥剝到的空無/恰恰是對我們的一次解放”的閱讀解放術。在作品中，詞語與植物互滲互喻成為符號他者，並銳利地楔入詞語與生命互滲後的抒情主體。詞語與植物、詞語與生命、植物與生命的相互滲透不是為了凝固成一種生命感覺，而是向讀者發出邀請。對《詩歌植物學》的閱讀不是為了重新將臧棣的那些新鮮的比喻進行印證與重複，而是獲得一種指引：在與植物相遇的瞬間，植物、詞語為生命敞開了一個生動的出口，在那裡，我們將重建屬於自己的植物世界與生命生態。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23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