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國學以至於語文教育一直是教育改革的熱點。進入新世紀以來，傳統國學教育已呈燎原之勢。如今各種國學班、讀經班如雨後春筍一般，在中國各地茁壯成長，其讀本無非中國古代傳統儒學名著。

但是在最近，卻出現了一種聲音。國學班一直視為童蒙經典的《弟子規》，實際是毒害兒童的大毒草，應該從國學經典中開除。那麼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在很多人看來，《弟子規》和《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一樣，都是古代童蒙教育經典。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發現，弟子規的水準其實並沒有那麼高。

一般認為，《三字經》的作者是北宋進士王應麟，《千字文》的作者是南梁時期的大學問家周興嗣。這些作品都是經歷了數百年甚至一千多年的歷史考驗，是真正的傳世經典。

而《弟子規》呢？據考證，其作者乃是清代秀才李毓秀，據學界目前研究中的梳理，大致可以確定李毓秀生於順治四年（公元 1647 年），卒於雍正七年（公元 1729 年）。

以《三字經》作者為例王應麟，李毓秀的層次差了他好幾個檔次，連個功名都沒有。秀才雖然不容易考，但也沒有我們想象中那麼難。可以想見，李毓秀的水平要比《三字經》《千字文》的作者不知差到哪裡去了。

如今最早《弟子規》的版本，出自於咸豐六年（公元 1856 年）。可 見《弟子規》受到關注已經是作者身後一百餘年、鴉片戰爭之後的事情，它對於兩千年的帝制時代的中國沒有產生過任何影響，跟所謂“古代蒙學”干係實在不大。

一段時間裡，清朝地方官見《弟子規》通俗易懂，因此將之公佈於祠堂、茶館、書館，引人誦讀。而這也就是說，《弟子規》所針對的物件，並非兒童，而是不怎麼識字的成年人。在《清史稿》中，地方官勞乃宣之所以使用《弟子規》，是為了教育鄉野農父，讓他們懂規矩，免得作奸犯科。

自清代教育改革以後，《弟子規》沉寂了幾十年，眼看就要被人遺忘。但在2004年左右，卻乘著“國學熱”之風而一飛沖天，大有超越《三字經》之勢。

但是很少有人考證，《弟子規》的撰寫時間並不久遠，不過100多年。同時其內容越是針對孩童，而是成年文盲。

首都師範大學楊傳召教授認為，《弟子規》中充滿了各種不適時宜，甚至是糟粕的內容。《弟子規》的主旨並非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宣揚儒家價值觀，為了讓閱讀者學會服從，他在論文中寫道：

“先秦儒家重視權利與義務上的對等，具體到君臣關係，可以說儒家更強調“其身正，不令而行”的以上率下。這種平等關係在進入帝制時代後被置換為上級對下級的絕對支配和下級對上級的絕對服從。而形成於清代晚期的《弟子規》作為“弟子”之“規”、訓蒙之文，更偏重於強調下對上的服從這一單方面的關係，是對先秦儒家思想的簡單化。”

那麼這些強迫表現在哪兒呢？例如在對待父母方面，《弟子規》講究絕對的服從：

“父母呼 應勿緩 父母命 行勿懶

父母教 須敬聽 父母責 須順承

冬則溫 夏則凊 晨則省 昏則定

出必告 反必面 居有常 業無變

事雖小 勿擅為 苟擅為 子道虧

物雖小 勿私藏 苟私藏 親心傷

親所好 力為具 親所惡 謹為去”

從這段話來看，子女對於父母的命令和要求，幾乎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假如父母犯錯，子女能否糾正呢？《弟子規》卻從不提及。

如果孩子按照《弟子規》的要求去做人做事，只會變成一個唯唯諾諾、毫無主見的傀儡，培養不出獨自自主、獨立思考的好習慣，也成為不了新時代的有用人才。

雖然《弟子規》有部分積極成分，但相對於其糟粕的部分。這點積極性並不足取。

《弟子規》為何會流行呢？這是因為自五四以來，中國人已經長期疏離國學教育，導致一種急切的補償心理。對於國學讀本的選擇出現飢不擇食的心態。因此，各種機構才會選擇《弟子規》《二十四孝》這種充滿了封建糟粕的讀本。

相比於《四書》《五經》，《弟子規》三字而押韻，《二十四孝》圖文並茂。在古代和近代，都是相對底層人士的儒學讀本。但這種讀本，無論從文筆還是學術水準上，都相當有限。也就是說，現代人之所以偏愛這些作品，完全是因為它們更容易上手。由上圖可以看出，在2004年以前，《弟子規》根本就不受任何重視。

澎湃新聞記者曾採訪中學語文教育名師、北京市語文學科帶頭人、北京市第四中學語文特級教師李家聲關於《弟子規》的看法。李家聲認為：

“（《弟子規》）絕大部分是糟粕，全書充滿了封建奴化思想，跟我們目前提倡的價值觀與創新精神相違背。打著所謂“國學”的旗號而讓中小學生背誦《弟子規》，是不合適的。”

李家聲老師認為，新時代的語文教育至少應該包含這些特點——高貴、優質、高效。而弟子規一條也不符合。

在瞭解這這些特點後，我們務必應該選擇更好的、更符合現代人心理需求的國學和語文讀本。尤其是那些既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還可以提高學生的閱讀能力和寫作水平的優秀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