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文學評論家、文學理論家諾斯羅普·弗萊（Northrop Frye）
哈羅德·布魯姆曾說，你可以用莎士比亞去解讀弗洛伊德，但不能用弗洛伊德來解釋莎士比亞。套用這句話，我們似乎也可以說，後人可以用諾思羅普·弗萊去解讀布魯姆，但不能用布魯姆來解釋弗萊。布魯姆回憶，弗萊出版研究威廉·布萊克的《威嚴的對稱》的一九四七年，布魯姆還是康奈爾大學的新生。《批評的剖析》成書雖然是於一九五七年出版，但其中的許多篇章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就陸續發表，產生影響。所以，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布魯姆作為一名青年學者剛開始在耶魯大學任教時，他把弗萊“當成聖者加以崇敬”。而到了二〇〇〇年，《批評的剖析》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第十五次重印時，封面的書名下面，“哈羅德·布魯姆新序”赫然醒目，也許這時後輩的名聲已經超過了弗萊。
布魯姆的新序當然是這一版中譯本（《批評的剖析》，［加］諾思羅普·弗萊著，陳慧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3月。下引該書，只注頁碼）的一大亮點。譯者陳慧先生專門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二○一七年第七期《讀書》雜誌，就是藉由布魯姆的這篇序言談開去，比較全面地評介了《批評的剖析》。他指出，弗萊眼界寬宏，研究視野覆蓋西方整個文學的創作經驗和批評實踐，力圖從宏觀上把握其演變軌跡，從而為批評界拓展了一個廣闊新天地。《批評的剖析》全面公允地總結了西方現存各種批評流派的是非得失，突破了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即統治英美學界的“新批評”派眼光較狹小、觀念較僵化的侷限，為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的西方批評界帶來多元化的新氣象。《批評的剖析》的問世，是英美文壇上“批評理論完全自覺的標誌”，用布魯姆的話說，那個文學研究的“美好時代”就是“弗萊的時代”。
弗萊在《批評的剖析》第三篇論文中，提出一個著名的“向後站”的觀點，他說：站在近處觀賞一幅畫，可以分析筆觸和調色，與文學中的新批評的修辭分析大體相同；離開畫面一段距離，我們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整個構圖，可以著重於畫面所再現的內容；如果我們在相當遠的距離觀賞一幅聖母畫，“映入我們眼簾的則僅僅是聖母的原型”，“我們越往後站，我們就越能意識到它的組織結構”，“在文學批評中，我們也時常需要從詩歌‘向後站’，以便清楚地看到它的原型組織”（187頁）。是的，弗萊“往後站”得足夠遠，遠到兩千年，把整個西方文學納入其視野。弗萊的原型理論，雖然源自於榮格“集體無意識”、英美“新批評”等理論，但實際上早已自成體系，反過來又對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民俗學等產生了重要影響。弗氏的原型理論，與他對文學的根本認識密切相關，他認為：文學起源於經驗的可能模型，它所產生的是我們稱作經典的文學模型。“文學不會演進和發展。在將來，可能會有劇作家創作出和《李爾王》一樣優秀、但並不與之相同的作品，然而，戲劇就整體而言，不會超越《李爾王》。只要談及戲劇，《李爾王》就是它的代表；早於《李爾王》兩千年創作的《俄狄浦斯王》也是如此，只要人類繁衍不息，這二者就是戲劇創作的模型。”（弗萊：《培養想象》，中國華僑出版社，2018，12-13頁）如此洞見，在整個文藝理論史上，其實並不多。這個論斷，還有他的“向後站”觀點的重要性，在我看來，可以與布封的“風格即人”，榮格的“集體無意識”，克萊夫·貝爾“有意味的形式”和伊瑟爾“隱在讀者”等命題、概念等量齊觀；而弗萊原型理論的體系之宏大，思想籠罩力之強，則勝過這幾位。三十年前，我讀貢布里希《理想與偶像》《藝術與人文科學的交匯》，就曾嘆佩貢氏學問淹博和其理論的原創性與理論力量。就我個人感覺來說，弗萊的《批評的剖析》在學問淹博和理論解釋力方面堪比貢氏著作。
二十世紀在西方文藝界被稱為“批評的世紀”，各式各樣的形式主義流派是主導潮流，而弗萊的《批評的剖析》則是形式主義文藝批評集大成之作，其理論不免也有形式主義批評的通病，那就是過於重視文學形式，不講審美，更迴避與審美價值直接有關聯的社會歷史內容。布魯姆《序》中透過對西方現行其他流派的批評，暗示弗萊也不講藝術審美，這才是切中弗萊要害的評論。但在陳慧先生看來，弗萊比一般形式主義文論家高明的地方，在於他發現即使是藝術形式，也要受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弗萊說，原型，即藝術形式的本源，“就是文學的社會方面，是可交流的單位，是構成人類整體文學經驗的基本因素”。這樣，他自己就駁斥了那些“純”形式主義文論家認為研究文學藝術必須對社會歷史棄而不顧的見解。換句話說，弗萊作為一個求真的嚴謹的學者，在研究過程中，不自覺地接近了真理。陳先生既全面地研究分析了弗萊的思想，又參納了布魯姆對弗萊的批評，可以說，他是站在一個比布魯姆更“向後站”的位置來觀察弗萊與布魯姆。
在《批評的剖析》問世之前的20 世紀前期，西方文藝批評作為獨立的人文學科的自覺性已經在不斷提升。但“新批評”仍大多還把文學批評看成是文學自身的附庸，韋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就說“批評總是低於創作的”。這種對文學批評的偏見直到弗萊這裡才得到一個徹底的扭轉和糾正。在《批評的剖析》中，弗萊把文學批評界定為“與文學有關的全部學術研究和鑑賞活動”，明確地說它既不是哲學、語言學等等的附庸，也不是文學本身的派生形式，而是一門以文學為研究物件的獨立的人文學科。弗萊的一句話，道出文學批評與創作的關係：“批評的要義是，詩人不是不知道他要說什麼，而是他不能說他所知道的。”（4頁）但文學批評要“獨立”，不是一句口號就能解決，不會“自然”發生，需要有人用批評實踐和理論建構的實績來完成。在這個過程中，顯然弗萊就起了重要作用，或者說厥功至偉。批評的價值從何而來？來自批評的獨立性，即文學批評是自成系統的一門學問，一項創造性的工作，它與文學理論、文學史研究是鼎足而三的，既密切相關，互相支援，但又有各自的相對獨立性。沒有大量有價值的文學批評實踐，文學理論就缺少了一個重要的源泉，而文學史的撰寫也會缺少一個重要的支撐。站在文學批評的角度來看，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研究對於文學批評的依賴，至少不亞於文學批評對前二者的依賴。批評的價值還來自於批評實踐的有效性。弗萊的原型理論創立以來，已經被各學科的幾代學者運用於自己的研究，其影響之廣泛已經深入學術研究的日常。這就已經足以證明很多了。
譯者陳慧先生是新時期以來最早一批研究、介紹西方文藝理論的傑出學者之一。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早期，即在《紅旗》雜誌首開先河，發表文章，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批判性地評介西方現代派理論，較為全面地評論其得失，在學界產生很大影響。一九八三年完稿的《西方現代派文學簡論》（花山文藝出版社，1985）是國內較早較全面地評介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專著之一。一九八八年，他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弗洛伊德與文壇》，成為當年的學術暢銷書。這些工作，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學界以一種平常心、學術心引進西方現代派理論起到了破冰開路的作用。針對當時國內照搬西方形式主義而認為聯絡社會歷史的研究是“外批評”的流行思潮，陳先生清醒地指出，對外國的優秀學術成果的確需要認真研究、學習，但必須食洋而化，真正把握其精華，為我所用。
陳先生多年研究西方文藝理論，自然很早就關注到弗萊《批評的剖析》巨大的學術價值。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就開始研究、翻譯此書，前後傾盡四十餘年心力。一九九八年此書出版第一版中譯本，由陳慧主譯，作為百花文藝出版社“博學叢書”的一種；這套叢書還包括本雅明《經驗與貧乏》，呂西安·戈德曼《隱蔽的上帝》和盧納察爾斯基《藝術及其最新形式》等。《批評的剖析》當年一出版，就在學界有較好反響。二〇〇五年，陳先生出版了首次修訂的第二版。以第二版為基礎，譯者又請知名弗萊研究專家吳持哲教授校閱，吳先生把弗萊近百條原注全部譯出，並補充多條譯註，為提高譯本質量做出重要貢獻。此後十幾年，譯者日拱一卒，精心打磨；另一方面，將初版本和再版修訂本先後分送有關學者專家，請大家提修改意見，虛懷若谷，廣納眾善。然後反覆對照原文、在努力吃透全書精神的前提下，再修改定稿，真正做到了精益求精、後出轉精。說此譯本是十年磨一劍，一點不為過。這部譯作之所以反覆修改，就是因為譯者清醒地認識到，翻譯這樣的經典學術著作，首先就是一種艱苦的研究工作，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不像近年有些翻譯，譯者沒有很好地研究西方理論，沒有在理論上將所譯之書吃透，只能就文字表層直譯，往往弄得譯文比原文還要難懂。在一九九八年之前，弗萊《批評的剖析》的部分內容、個別章節有不同的中文翻譯，編入大學教材或論文集中。這次我為了寫這篇小文，找來兩種有弗萊《批評的剖析》小部分節譯的中文字，對照英文原書，和這本最新的陳譯本比較，不得不說，陳譯的確全面準確，信達而雅，洵為佳譯。
此譯本在二〇一六年由我推薦給北京大學出版社。當時布魯姆尚健在，為了求得其序言的版權，出版社專門與布魯姆聯絡，得到慨允。一晃又是六個年頭過去，布魯姆已於前年謝世。而我與譯者相識已逾四十載，可以說是被陳先生看著長大的一個晚輩，在學術上自然也得陳先生教惠多多。陳先生當年正值四十多歲的盛年，今年則已九旬高齡。光陰似箭，節序如流。在此書出版之際，無論從哪方面講，我都有義務為此書做點宣傳。經典總是歷久彌新。相信讀者朋友會從這本書裡得到知識和智慧的雙重收穫。
作者：祝曉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