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生並非歷史人物，只是一個古代文學中虛構的形象。這一角色出自於《西廂記》，因為，他的人生經歷頗具戲劇性，所以，深得廣大讀者喜愛。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最早的張生是以標準反派的形象出現的。最早在作品中使用張生這一形象的，是撰有《鶯鶯傳》的唐朝文學家葉元稹。在該作品中，張生是一個典型的迂腐文人，亦是標準的薄情郎。不過，經過後世文學家的改編，張生的形象逐漸的“改邪歸正”了。

在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裡，張生的形象首次發生天翻地覆的轉變，從一個薄情寡義的負心男兒，變成一個對愛情執著，得不到心中所愛寧願殉情的奇男子。正是受到這種轉變的影響，在雜劇風行的元朝時期，張生的形象變得越來越完美，逐漸變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

張生不過是個出現在小說中的虛擬形象，為什麼他的個性會隨著時間發生如此大的改變呢？

想要剖析這個問題，我們還得從張生小說所處的時代背景說起。

在唐朝，中國國力強盛，政治相對穩定（唐中葉以前），經濟也處在世界之巔。當時的文人士子無需從事體力勞動，且能混跡於上流社會，具備一定的社會地位。

所以，在最早的《鶯鶯傳》裡，張生在社會中的地位顯然要高於女主鶯鶯。在男權社會中，這種地位上的落差，自然而然地會讓張生抱有自負的心態，這種心態又使得他的個性極其自私。從張生的身上，我們能看到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

不過，文人的境遇到了宋朝發生了較大的轉折。隨著程朱理學的興盛，各學派的文人的意識形態鬥爭從未停止，爭雄鬥勝的過程中，文人的社會地位逐日下滑，開始淪為社會的中下層。所以，在這一時期的小說中，張生骨子裡的自負逐漸消失。

到了元朝時期，外民族入主中原，遊牧民族的習俗對傳統中原文化產生了強烈的衝擊。不過，因為蒙元統治者必須使用傳統的儒學控制人民思想，所以，當時文人的意識形態並未發生太大的變化，傳統的宗教、文學受到了元代統治者的尊重和保護。

在這種情況下，平民階層日漸壯大，文人的社會地位被進一步拉低，間接削弱了儒學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王實甫並不是文人的代表，身處平民階層的他迎合了老百姓的審美，故此讀書人張生在《西廂記》裡的境遇就像當時的文人一樣，歷經磨難和苦楚。

直至此時，張生已經從一個自負自傲甚至自私的迂腐文人，變成了性情淳樸、豁達樂觀且情操高尚的“正面人物”。雖然，張生懷才不遇得不到重視，但他仍以樂天派的心態活在人世間；雖然，張生不貪慕虛榮蔑視禮教，但他卻從不做作且保持豁達風趣的處世觀。

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的張生形象是立體且複雜的，所以，他才能讓老百姓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真實。雖說，張生的境遇與普通民眾無限接近，處於“功名未遂，遊於四方”的窘境裡，但他的身份仍是“讀書人”。就像崔老夫人所說的那樣，張生就是個“白衣秀士”。

之所以張生能戰勝各種艱難險阻最終收穫愛情，根本原因是張生對幸福的追求，戰勝了傳統禮教的桎梏。若非他擁有普通文人所不具備的勇氣，那麼，他極有可能像其他人一樣，在這段愛情中敗走，潦草收場。

我國古代文學精彩紛呈，經典之作的數量簡直讓人有“亂花漸欲迷人眼”之感，但為何唯有張生的形象如此經久不衰呢？

這是因為，張生的形象太過經典，直接影響了後世作者的文藝創作。在許多愛情題材的文學作品中，我們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張生的影子。例如《倩女幽魂》中的男主人公王文舉、《牆頭馬上》裡的裴少俊、《牡丹亭》裡的柳夢梅等，就連《紅樓夢》裡的賈寶玉的身上都有幾分張生的味道。

由此看來，張生真可謂古代文人中“追求自由戀愛第一人”，他的人生經歷鼓舞了後世的年輕人追求自由的婚姻與愛情，衝破封建禮教的枷鎖。

古往今來，鬱郁不得志的儒生遍佈史海，可像張生這樣迥然不凡絲毫沒有窮酸相的卻著實不多。同樣是生不逢時，可張生卻能有“萬金寶劍藏秋水，滿馬春愁壓繡鞍”的格調，這或許就是其魅力所在。

參考資料：

【《西廂記》、《鶯鶯傳》、《西廂記諸宮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