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殺毛文龍，是發生在明末的大事。其影響深遠，而又眾說紛紜，儼然成為一樁歷史公案。認為袁崇煥錯殺者有之，認為毛文龍該殺者有之，認為毛文龍該殺但不應由袁崇煥擅殺者亦有之。

關於這一歷史事件的前後經過，不少史料都有詳細記載，很多學者亦有專門研究。筆者無意於複述此事本身，而是想介紹另外一個與之相關且發生在膠東半島的事件，幫助大家從側面增加對這段歷史的理解。

根據史料的記載，袁崇煥殺毛文龍是在崇禎二年的六月。此事乍看之下有些突兀，但其實朝中輿論對毛文龍的不滿早已有之。此前一年的八月，山東總兵楊國棟就曾上書朝廷，檢舉毛文龍十條大罪，要求進行懲治。奏章報上去之後，雖然沒有了下文，但其中的內容卻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在奏章當中，楊國棟除了揭發毛文龍冒功糜餉的行為之外，還提到了這樣一件事情：

“更有異者，文龍近以漂風為名，突至登州夏家疃上岸。續到多舡，見在登萊沿海窺探，不知意欲何為？大將擅離信地，律有明條，雖地方嚴為之備，然村野之民一時鳥驚獸駭，莫知所向矣。”——《崇禎長編》

也就是說，擔任平遼總兵官的毛文龍，駐地本在東江鎮（皮島）。但他卻未經請示，率領戰船在登州夏家疃上岸，雖然名義上是“被海風吹來”，但船隊規模不小，且氣勢洶洶，讓當地十分緊張，甚至已經做好了（交戰）準備。

這個“夏家疃”具體是哪個地方？史無明載。查詢地圖可知，現煙臺市牟平區姜格莊街道東部沿海有夏家疃村，根據《牟平縣地名志》記載，此夏家疃是清初夏姓建村。但地名志是三四百年之後所修，難免有紕漏之處，因此亦不排除明末就已存在的可能。

其實，此夏家疃是不是彼夏家疃，並不影響這一事件的性質判斷。雖然明廷在當時沒有對楊國棟的奏章做出迴應，但在袁崇煥殺毛文龍之後，朝廷曾下過這樣一道聖旨：

“毛文龍懸踞海上，糜餉冒功，朝命頻違，節制不受。近提兵至登索餉要挾，跋扈有跡，犄角無資……”——《崇禎長編》

前後結合來看，毛文龍在“登州夏家疃上岸”事件中的確是來者不善（多半也是提兵索餉），這即便夠不上“反叛”的標準，也至少是藐視朝廷、公開跋扈了。

在古代，虛報軍餉是一個半公開的潛規則。毛文龍鎮守皮島期間，也大行其道。《崇禎實錄》載：

“初，文龍稱麾下兵二十餘萬，朝廷為治餉。兵科給事中王夢尹、翰林院編修姜曰廣詣島閱視，稱十萬；及登萊道王廷試復裁之，定額二萬八千人：文龍大不平，遂上章求餉。”

按照這個說法，毛文龍最多時可領取二十多萬人額度之軍餉，後來朝廷派人上島校閱，額度減為十萬。由於皮島孤懸海外，軍餉主要從膠東半島的登萊兩地轉運。如果按照對方虛報之數撥給，則地方將疲於應付。登萊道王廷試因此力主把軍餉名額進一步壓縮到二萬八千人。而這也引起了毛文龍的極度不滿。

換句話說，“登州夏家疃上岸”事件的直接原因，應該是毛文龍與登萊地方官對財政權的爭奪。但從深層次看，這並非單純的文官武將之間的隔閡，而是地方軍閥與朝廷中樞之間的矛盾。

毛文龍為索餉不惜以武力為威脅，看似針對的是登萊地方官，但實際也是對明廷中樞權威的一種挑戰，這與後來南明的江北四鎮以及鄭芝龍所部並無太大區別，其實就是一種軍閥割據行為。

如果說立足皮島之初的毛文龍，對後金方面確有一定的牽制作用的話。那麼，待到站穩腳跟之後，他就主要熱衷於擴充私人武裝，其角色也從一位明朝邊將逐漸發展成為遊走在明清（後金）之間的第三方勢力，軍閥特徵已比較明顯。

按照這一軌跡發展，就算是袁崇煥沒有殺他，明廷也會想辦法解決這種尾大不掉的狀況。如果屆時毛文龍拒不奉詔，恐怕“登萊之亂”就會提前幾年上演了。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將必有其兵。毛文龍本人如此行事，也難怪他的部將孔有德、耿仲明等人數年之後會在登州、萊州大肆屠戮並渡海歸降後金了。

實際上，即便是在袁崇煥的批評者當中，很多人也並非認為毛文龍“無罪”，而是感覺袁崇煥殺毛文龍的方式和時機不當。袁崇煥在沒有完全掌控皮島軍隊的情況下，不經請命擅殺毛文龍，為其舊部後來陸續投降後金埋下了伏筆，這誠然屬於一招臭棋。但毛文龍在“登州夏家疃上岸”事件中表現出的囂張跋扈，也是難以辯駁的，而這亦成為他被殺的導火索之一。

（本文作者：耳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