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周婉京在《取出瘋石》中對生活幽微之處進行了細緻刻寫。
新銳力量容易讓人激動，很大程度上正因文學本身就是追求價值的爭辯、交鋒和新變，是對新的可能性的發現與喚醒。當不同地域人們的生活圖景變得趨同，經驗素材的差異度有限時，青年寫作如何跳出“新而不銳”的尷尬困境，塑造自己的辨識度？
最近，《收穫》雜誌第四期推出“青年作家小說專輯”，集納了郭爽《拓》、葉昕昀《最小的海》、崔君《狐狸的手套》、劉汀《男廚》等作品，風格多變，八位作家用個性化寫作方式表達自我、詰問世界。近期，青年作家張怡微、周婉京分別推出短篇小說集《四合如意》《取出瘋石》，從題材到行文透著新鮮蓬勃、生猛異質的精神。
前不久舉辦的“青年寫作的問題與方法”工作坊上，評論家劉大先指出，“文學可能進入了‘後青春時代’，娛樂消遣類作品似乎更易於傳播，但青年寫作者應該追求一種思想精神上的啟示，或引入具有普遍性的公共話題，或創造這個時代新的審美，以此帶給文學更良性的反饋。”
敢於直面平凡，又能寫出日常的“餘味”
某類題材或話題“上熱搜”後，不少新人作品就會蜂擁而上，跟風複製陷入套路，“往往看不出是誰寫的，籠統概念之下，少了細節血肉，容易淪為潦草的線性羅列，缺了小說的把玩樂趣與餘味”。
“我們在考量青年作家作品的時候，年齡只是一個引數，更多的是看重年輕陌生面孔的創造精神，期望找到能寫出大作品、有與前輩PK潛質的新人。青年作家需要時間慢慢建立自己的風格，擁有辨識度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不然在多媒體時代作品很容易‘速朽’。”《收穫》雜誌主程式設計永新在接受採訪時談到，這期青年專輯中的寫作者風格各異，鮮明彰顯了豐富個性，如郭爽《拓》對現代化帶來的憂患進行了拷問；夏麥《盛年的情人》呈現了獨特的情愛經歷，讀後讓人想起杜拉斯的作品；雙翅目《記一次對五感論文的編審》故事發生在未來，透過對一篇論文的審閱來張揚科學精神；包慧怡《雙夢記》則凸顯了幻想性的氣質。
其中，尼楠《再見，麥克》書寫了都市裡的小男女小心思，小悲喜小驚魂。作者尼楠認為，“生活中沒有那麼多的曲折離奇或拍案驚奇，不同形式的悲歡離合也各有動人心絃之處。”作家範小青直言讀完後的心情“似乎是平靜的，但是平靜之下，有痛，有難過，有許多理不清、說不盡的感受——我想，這就是好的小說帶給讀者的精神引領”。她評價，這篇小說雖沒有重大事件來震驚你，沒有很曲折的故事情節來吸引你，講述的就是平凡的生活人生，卻在這平凡和平常的背後，蘊藏著無限的豐富，引人遐想，讓人回味。
有文學編輯認為，一些新人作品傾向於寫波瀾不驚的日常生活，但如果挖掘生活水面之下的暗流湧動、表現不可勘探的未知部分時扎得不夠深，就容易“露怯”。怎麼由自我向外膨脹，轉向他者？
“青年寫作往往是從寫自己開始的。但如果是一個不夠勇敢的作者，他或者她寫出的就會是一個表演性的自己，或希望呈現給他人的自己。從寫自己開始的青年作者，慢慢會遇到外在的強迫性律令，彷彿寫自己是不夠的，必須要會寫他人。”評論家張定浩觀察到，即便是寫“他人”也存在區別：是僅僅寫出自己眼中的他人，還是實際存在著的他人？——如果是後者，寫作者要面對的阻力依舊是自己：你得敢於忘記自我。“有的青年小說家看起來是在寫時代寫世界，但始終寫的還是自己眼中的時代和世界。”
他舉例談到，同樣寫他人和世界，青年作家陳春成、王佔黑和魏思孝小說裡“我”的位置相對較後撤，不那麼咄咄逼人。這種情況下，真實的他人和複雜的世界才有可能慢慢浮現出來。在張定浩看來，青年寫作需要的“勇敢”或許是雙向反覆拉扯的悖論，“一方面要勇敢地面對呈現自我，同時又要忘記自我，化身為無，好去承載更廣闊的現實。”
跳出格式化呈現，鬆綁思維慣性
一些新人作家如果心態失衡或重複自我，以相對輕鬆平庸的方式慣性滑行，很快就會消磨鬥志，或銷聲匿跡，或中途“夭折”。“看不出是誰寫的”，不光指題材上的雷同，還有敘事風格的面目模糊。評論界認為，作家要走得長遠，需勇於跳出“舒適區”，鬆綁已有的寫作或思維慣性。真正的青年寫作，應該提供一些粗礪的、新鮮的、異質性的東西，在題材、敘事、文字上作出新銳而寶貴的探索，而非格式化的挖掘呈現。
在表情包、彈幕、直播下成長的“社交媒體一代”，他們的感情生活會呈現出怎樣的“賽博空間”特質？上海作家張怡微短篇小說集《四合如意》敏銳捕捉到當代青年的情感生活特徵——他們佇立在科技更新、財富神話的年代，習慣在“電子叢林”中表達自我、分享經驗、傳遞情感，有時在不安、懷疑、慾望的糾纏中尋蹤辨析生活的真相，權衡得失，體現出作家對熱氣騰騰新話題的新探索。
長期關注青年一代精神狀態的周婉京，在《取出瘋石》中圍繞城市生活普通人的迷惑與痛苦，對生活幽微之處進行了細緻刻寫，以鋒利老練的文風書寫不乏溫情的當代故事，呈現了她作為“文學新人類”的跨文化、國際化寫作。
鬆綁已有的思維慣性，需要青年作家跳出書齋，迎接文學與人生的“雙重成長”。在寫《最小的海》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作者葉昕昀坦言一直被一種恐懼所纏繞，“這種恐懼源自曾經對於生活的理解，我曾以為我和生活是對抗的關係，憑藉著年輕和魯莽，和生活來一場交鋒，拼個你死我活。這種對抗的姿態使我很長時間處於一種彆扭和生硬的狀態中，現在我的想法發生了很大轉變。”她打了個比方——人若是越去同水做搏鬥，掀起的浪花和需要耗費的力量就越大，但若隨著水給予的力量自然起落，那就只需要花費很少的力氣便可一直不間斷地前行。（許暘）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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