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關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終身研究員孫機先生的採訪實錄，再次將商朝青銅鼎“司”“後”之爭推向了輿論焦點。
所謂“司”“後”之爭，指的是我國目前為止所出土的最大、最重的商朝青銅鼎，於1939年於河南安陽出土，起初命名為“司母戊”鼎，這個名字沿用了幾十年，甚至還寫入了中小學教科書中。直到今天，在不少80、90後網友的記憶裡，這尊國之重器就叫“司母戊大方鼎”。
然而，2011年3月在國家博物館舉辦的“中國古代青銅器藝術”展覽中，沿用了幾十年的“司母戊”鼎名稱標牌突然換成了“後母戊”。此後，新聞媒體在宣傳報道時也改用了“後母戊”稱呼。河南安陽甚至專門邀請一眾學者舉辦了“思辨堂”，論辯這尊商朝大鼎究竟姓“司”還是姓“後”。
事實上，“司”“後”之爭由來已久。
1946年，抗戰剛剛結束不久，安陽縣古物儲存文員會將青銅鼎從發現者吳玉瑤家中起出公開展覽，時任復旦大學教授的張鳳根據出土大鼎內刻銘文，主張命名為“司母戊鼎”。這一建議得到了胡適、夏鼐等一眾學者的支援，並被中央博物院確定採用。
但就在同一年，《申報》文史專欄記者邵慎之卻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司母戊鼎”上近似“司”字的銘文，其實應該是“後”字。只不過，邵慎之的說法並未獲得當時大多數學者認可。
到了1959年，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先生，在對青銅大鼎進行鑑賞後，再次重申了“司母戊鼎”的叫法，認為“司”通假“祠”，意思為祭祀母親戊。此後，“司母戊鼎”就作為官方稱謂，被寫入了教科書中，直到2011年。
但即便以孫機為代表的國博專家學者主張國寶更名為“後母戊”之後，仍然有不少學者依然堅持“司母戊”的叫法，比如甲骨文領域另一位重量級人物曹定雲就發表了《“司母戊”鼎不可更名為“後母戊”鼎》，公開提出反對意見。
從1946年青銅大鼎正式命名，到如今76年過去了，這一爭辯其實並未隨著國博更名而一錘定音，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王宇信曾說過：“現在沒有人敢拍著胸口說讀‘司’就一定錯了，只是說讀‘後’可能更合適。”
“
司”與“後”明明是兩個不同的字，為什麼會引發如此大的爭議呢？
首先，單從古文字學角度講，商朝的甲骨文中的確存在“司”“後”混用的情況，這是因為甲骨文講究對稱，常常正反書寫，這是導致“司”“後”辨識爭議的根源所在。
但網友的疑問也來了，有人提出：為什麼青銅器內刻銘文中有三個字，唯獨只有第一個字要反著讀作“後”？換言之，我們又怎麼判斷甲骨文和金文中哪些字在什麼時候需要反寫釋讀？
事實上，如果單從文字釋讀上講，無論是“司”還是“後”都沒有錯，因為這兩個字在甲骨文中都有出現，而且甲骨文中的部分“後”字的確是反寫為“司”字，很多情況下難以辨識。
當然，換個角度講，我們也可以說“司母戊”鼎和“後母戊”鼎都是錯的，因為這兩種讀音都是按照普通話來釋讀的，但眾所周知，古漢語的發音與今天是截然不同的，商朝人絕不會按照“後（hòu）母（mǔ）戊（wù）”的讀音來稱呼這件青銅重器。
所以，國寶出土近
80
年來，考古專家論辯焦點其實並非文字本身，而是在論辯殷商王朝的隨葬制度。
從青銅器的用途來說，可分為祭器和明器。所謂祭器，就是放在宗廟裡反覆祭祀用的，鑄造祭器的人，可以是死者去世當下的人，也可以是和死者間隔數百年的人，比如商朝末帝紂王就可以鑄造祭器來祭祀先祖成湯。
而明器，則是喪葬用器，是隨著死者一同下葬的，那麼鑄造明器的人，就只能是死者去世之時的人。用途不同，那麼青銅器上銘文的稱謂就會截然不同。
司（後）母戊鼎是被殷墟小屯村民偶然發現的，當時正值抗戰時期，出土地點、埋藏情況已不可考，加之商朝歷史上有多位名為戊的女性，如大丁、武丁、祖甲、祖乙都有配偶日名叫戊的，這就導致了作器者的身份也不盡相同。
要知道，商朝的王位繼承，既有父傳子，也有兄終弟及。如果司（後）母戊鼎是商王武丁妻子的陪葬品，那麼作器的人就是祖庚或祖甲，這兩個人都是武丁之子，也先後繼承王位，他們給自己的母親製作的陪葬品，既可以用動詞“司”，意思是“祭祀母親戊”，也可以用名詞“後”，因為兒子是王位繼承人，可以用專屬的“後”字來表示身份的尊貴，意思是“王母戊”。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甲骨文中的“後”指的可不是“王的正妻王后”，而是君主的意思，《爾雅·釋後》有記載：“後，君也。”像我們所熟知的夏朝的最高統治者就叫“某某後”，而不叫“某某王”。
不僅如此，這裡的王，也不是自稱，而是他稱，是用來稱呼自己父親的，翻譯過來就是“王的配偶—母親戊”（她稱），而不是“王的母親戊”（自稱），因為商朝有個慣例，父親所有的兄弟都叫父，母親所有的姒娣都稱母，但為了以示區別，在王位上的就叫“後父”，相對應的就有“後母”一稱。
但如果司（後）母戊鼎的主人不是上面提到的武丁配偶，那麼在兄終弟及的商代，繼承王位的可能就是自己的叔叔，作為兒子祭祀母親是不能用“後”這個王室專用名詞的，只能解釋為“司”。
所以，司（後）母戊鼎的“來歷不明”，是導致一眾學者“司”“後”之爭的根源之一，其爭論的焦點也並非是文字本身，而是其背後所反映的殷商祭祀制度，在不同場景下，自然可以解讀為不同的字意。
當然，目前之所以後母戊鼎的說法越來越主流，是因為考古學界普遍認為鼎是武丁的配偶婦戊的隨葬品，而非宗廟用品，這是基於婦好墓出土的“司（後）母辛鼎”，二者有相似之處。
兩人都曾是武丁王后，而武丁時的王位繼承製也恰好是父死子繼而非兄終弟及，所以，這種規格的鼎僅在安陽殷墟王族墓地出土，而未在其它地方出現，故而王宇信教授才說“讀‘後’可能更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