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詩是元代書法家楊維禎自作的《學書》。看吧，即使學習書法，也是一樣的香風薰薰，醉態畢露，典型的狂狷傲世、醉生夢死。這就是一代狂士楊維楨（1296—1370）真實生活的寫照。

目前對楊維楨的評價幾乎清一色的如同下面這樣正面褒揚：楊維楨是位通才、奇才、怪才。倘若說詩文書畫是楊維楨貫穿一生的創作活動，那麼，酒、聲、色便可視為他創作慾望、創作靈感得以激發的最佳“觸點”。

生於亂世的楊維楨，以詩、文、書、畫、酒、聲、色自慰自娛，他的作品深深烙上高逸文人的典型印記，以自由率意的真性情追求人生真諦，

看來，楊維楨這位極會自我包裝、自我宣傳並及時取得極大收益的元末文人，真的沒有辜負自己的良苦用心。

由於元代久不開科舉且用人方面本身也存在著不利於漢族士人的規定，不少儒士試圖越過科舉直接進入仕途，導致元代出現了大量結交權貴以謀官職的“遊士”。儘管楊維楨32歲中進士，但仕途躓踣，故在47歲丁憂後補官未果至55歲補杭州四務提舉之間的近十年時間，不斷上書求仕，託人求薦。

但不知為何幾乎所有論者均將這段坎坷挫折說成是楊維楨得以成為“文章鉅公”的激勵因素，如有人說五十歲以後，他雖刻刻不忘忠君愛民之大業，但世事亂極，他無力迴天，只得寄情於詩酒聲色，最終成就了一代文豪的地位。

他出行必帶歌妓，優遊必置酒暢飲，作詩必有侍妾端硯。他以酒助興，以聲襯情，以色張意，藉以填補他胸中的不平之氣，這一切註定了他的創作不可能不奇譎，不可能不狂怪。

事實上，楊維楨並非什麼填補不平之氣，而是一種無奈之舉，是為了擺脫不官之時依靠“教授市中兒”為生的窘境，更是為了結交權貴、名人與商人的途徑，同時又宣傳了自己，可謂一舉多得。

求仕不得便縱情聲色，而且還是一邊求仕一邊放浪，比如楊維楨跟妓女在一起的生活約是避居江南的50歲前後最為頻繁，

以致其詩文創作也能體現這樣的一種分裂，一邊能夠創作奇詭晦澀的古樂府，一邊又創作淺俗易懂的竹枝詞。

雖然大學士徐有貞認為有“步履自高”的評價，但批評說“鐵崖狂怪不經”，與李東陽一樣，可謂一語中的。而這也給當代很多研究者提供了很多想象，

尤其是這一現象發生在講究書法創作法度的元代書壇，其意義便不同尋常。實在想不明白，“不以書名”的楊維楨，其意義怎麼就不同尋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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