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不同錢幣上鑄造的年號不同，而參照錢樣不同，同一年號的錢幣鑄造的字型筆跡不一，這就是錢幣形成的多種版別，粗淺地看來，這似乎於推行錢法並沒有太大的關係，但深入想來其中仍然存在問題。

各種錢幣之間過於繁瑣的兌換比率，會影響錢法的推行，而這種一朝多幣的現象，正是由於改元年號造成的。許多新的統治者登基後，都會鑄造帶有新年號的錢幣，其中除了為適應市場流通的需要外，彰顯新朝氣象也是重要因素。

明前期永樂、宣德、弘治諸朝鑄造的本朝錢幣數量都不大，不似為解決某種經濟問題而實行的政策，應當有相當程度上是為宣揚新朝氣象服務的，而政府在履行這類事務時，往往就會對其行為的社會影響性失於考慮，因此導致鑄造的錢幣輕重、大小、質量均不相同。

因此從某種角度看，新年號鑄錢的習慣，是導致錢幣兌換問題的潛在因素之一，事實上改元鑄錢的行為，在歷朝歷代都有實行，如兩宋時期還有很多一帝多號鑄錢的現象，因此各種錢幣的兌換問題也是一直存在的。

但在對錢法控制較強的朝代，政府能夠以法律的形式自行控制兌換比率，或乾脆不承認各種錢幣之間的少量差別，並輔以各種強力銅禁政策維護錢法的穩定，防止民眾利用貨幣間的差別投機取巧，而到了貨幣制度動盪不堪，銅禁政策形同虛設的明代，改元鑄錢的問題就無形中被擴大了，成為了影響錢法實行的一大因素。

在明代這個問題已經被一些有先見之明的官員發現，幾次對於鑄造大明通寶的提案正是針對這一問題的。明代提出鑄造大明通寶議案的一共有四次，這四次提案其實是試圖徹底統一幣制，根除一直以來長期存在的異號錢差問題的機會。

而從史料來看其中譚綸的一次提議，甚至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而嘉靖朝一次雖不知提議者為誰，但從法令內容看鑄造已進入實踐過程，較之批准則更進一步，但遺憾的是從現存實物來看，這兩次提案最終還是沒能成為現實，現有的大明通寶錢幣，學界根據黃宗羲《行朝錄》和出土情況，普遍認為鑄於南明魯王回越之後。

由此我們可以瞭解，明代政府雖有能夠發現錢式問題的官員，卻沒有真正嘗試過統一錢式，其原因可能與錢制一樣，有從不同錢式的兌換中取利的考慮，總之明代的錢幣的年號錢式問題，也就一直沒有得到解決。

同一種年號錢由於採用不同的錢樣鑄造，產生不同字型的版別，也會阻礙錢法的推行，這主要源於貨幣辨偽功能的下降問題。由於沒有統一的字型和形制，真錢與私鑄錢之間就容易因失去對比而混淆，導致真假不分的現象。

與改元鑄錢一樣，同號異版現象也廣泛存在於歷朝歷代，如唐初的開元錢、北宋徽宗的政和、崇寧、大觀、宣和諸年號錢，都以錢文字型不一，版別眾多聞名，但之所以在較長時間內，產生不了像明代這樣的壞影響，是由於統治階級的合理控制。

透過嚴格的銅禁政策穩定銅價，加大對錢幣鑄造精度和質量的控制，採用高水平書法家書寫錢文，這些措施使得這些版別眾多的錢幣，往往同時具備了細巧精緻的特徵，彌補了版別不統一的不足，市場認可度很強，而這些優勢都是明錢所不具備的。

比如北宋時期的銅錢以書法優美著稱，另外北宋錢還往往有同一種年號錢，同時用兩種或三種書體的情況，這種奇特的現象被稱為對錢，但儘管書體不同，兩者在形制等方面都是一樣的。這種嚴格地控制，除了創造出了美妙的錢文藝術，還使同號異版所帶來的壞影響降到了低，因為貨幣的文字雖異，但形制卻驚人統一，這是模仿者所極難達到的。

另一方面，唐宋等使用多種錢文版式的時代，銅錢的鑄造量也相當大，這使得銅錢的價值相對就低，而盜鑄耗銅耗工，還要承擔法律風險，無甚利益可圖，自然不會甚為猖獗。

而明代則不同，不僅銅錢的發行量遠少於唐宋，官鑄錢幣的質量還一降再降，尤其是嘉靖朝之後，在銅禁不行鑄造偷工減料的狀況下，明廷仍把金融政策的重心放在集中資源上，不考慮統一幣文，則要使私鑄不行幾乎是不可能了，市場上官私錢相混，因失於統一的辨識標準標準而一體任之，錢法推行就更困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