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師餘秋雨，說過他的一次自身經歷。

“知識分子下鄉時，在軍堡農場勞動的時候， 天天苦得不得了，要死要活，我們家裡爸爸都被速捕了，都日子過得很不好。

好多同學都是這樣， 但是， 他們在我身上找到了快樂的原因。

我總是帶著大家講故事，各種各樣，大家就變得很快樂。任何困難好像在我這兒都可以化為烏雲，所以，同學們就對我有一個，十分容易滿足、快樂的評價。”

富士康的工作，比較單調，也比較辛苦。

很多人，都是為了那一點較高的獎金，因此苦苦熬著。

特別是夜班，早上回去，看到有些人，精神萎靡，面板暗淡，沒有一點精氣神。

那時，要上去和其中一人打招呼，人家可能正眼也不看的。不得不說，這些人，並沒有完全適應富士康夜班的艱辛。

此時，他的身體，為他設定了人生的一道監牢。可以說，夜班成了他們的監獄。

對很多人來說， 一個仇人也是一座監獄；因為仇人的一舉一動對他來說都構成了層層的鐵窗， 每天為此鬱憤、擔驚受怕。

有人乾脆擴大了， 把自己的嫉妒物件，也當作了監獄；人家的每一項成果，都變成了自己無法忍受的刑罰，白天黑夜都是這樣。

你那麼地不愉快， 你能不能愉快一點？

你的愉快會帶來無數的笑容， 會帶來你素昧平生的人，對你的善良的回饋，你再用更多的笑臉回饋他們。

此刻，這一小小天地，就是一處天堂。

曾經看到過一本書裡邊說，英國人在印度農村隨便抓人的時候， 當時印度還是英國的殖民地。

抓到一個犯人，就在地下畫一個圈，讓他站在裡邊，那個犯人是不能動的；然後，抓到了一定的數字，就把犯人在畫的圈裡邊拉出來。

這真是中國的一個成語，叫畫地為牢。

世界上最恐怖的監獄， 是沒有鐵窗和圍牆的。這個雖然是印度發生過的事情， 在人類到處其實也是一樣的。

人的智慧可以在不自由當中尋找自由，也可以在自由當中尋找不自由。

環顧四周，多少匆忙的行人，他們的眉眼之間一直帶著一座座監獄在奔走。你有沒有可能舒一舒眉，為自己減刑？

除了你自己，還有誰能夠讓你恢復自由？

一代史學大家司馬遷，他在監獄裡邊受到了那麼的殘酷的境遇，但是他又創造了非常偉大的《史記》， 成為一個偉大的君子。

漢武帝時，李陵因戰敗，投降了匈奴。漢武帝得知資訊後，怒不可遏。私底下，司馬遷和李陵相交很厚，他了解李陵，為人正直不阿，肯定有自己的苦衷。最後才投降了匈奴。

司馬遷難免為李陵辯護幾句，正在氣頭上漢武帝，直接把他投到監獄裡。當時的刑法，要不就是交錢，保住性命；要不就是接受閹割，喪失尊嚴，保全性命。

那時的司馬遷，已經開始寫《史記》。可他家中沒錢，為了完成偉大的志願，他決然選擇了接受閹割。喪失尊嚴，以成就偉業。

這段經歷，在他的《報任安書》中，可以完整看到。那種屈辱，對於一個文人來說，是人生的奇恥大辱。可司馬遷卻忍受了下來。

即使經歷痛不欲生的牢獄之苦，司馬遷依然以頑強的意志，完成了千古鉅作《史記》。為我國的文學、史學，開創了燦爛的先河，成了超邁古今的一座豐碑。

盛唐的大詩人，李白和杜甫， 他們很不幸地受到過逮捕。特別的，李白還遭受過“世人皆欲殺”的那種負面輿論，連杜甫也曾經與死神擦肩而過。

但他們內心的真正自由，並沒有被剝奪；他們在非常不幸的時間裡，還創造了中國最高的文化成果。

大家都知道的蘇東坡，“烏臺詩案”差點讓把他的命給送了。蘇東坡在監獄裡邊被打，在那兒脫胎換骨，讓自己從一個文化大才變成文化天才。

宋朝的最後一位宰相文天祥，在蒙古人元朝的監獄中，創造了儒家文化的最高等級，如我們耳熟能詳的“過零丁洋”，“正氣歌”。使他成為一個偉大的君子，非常了不起。

不管是司馬遷，還是文天祥，也包括當中的李白、杜甫、蘇東坡， 他們都在一個不良的環境當中，獲得了自己的精神飛躍。

對他們來說，“君子之難”，就成了一個新的提升，新的解放， 新的昇華。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君子，所必然要遇到的問題。

生活上的監獄，可以成為人生髮力的基石；而自己給自己設定的監牢，則可能把人困在人間地獄之中。

心的監牢，才是真正的監獄。我們只有靠自己，為自己的人生助力、奮進，才能突破生活所在的樊籠，衝向更廣闊的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