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我們的各種觀念總是不可避免地落後於總體形勢的變化
。它們幾乎沒有別的選擇。
因為倘若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毫無變化，那麼也只能說，這些事物已經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調整，因而正在以一種心滿意足的樣子發揮作用。因此就沒有切實的理由要求這些事物再去進行重新的改變和調整了。
只有當形勢發生了十分劇烈的變化，以至於在外部條件和我們的觀念之間形成了一個令人無法忍受的鴻溝，
只有當我們的觀念已經時過境遷、淪為陳腐之時，我們世界觀和人生哲學中的一般問題才會凸現出來
，而且那些維持人的本能能量之流的原始形象怎樣才能得到重新定位和重新調整，這一問題也將接踵而來。
只有當我們的觀念已經時過境遷、淪為陳腐之時，我們世界觀和人生哲學中的一般問題才會突現出來
，而且那些維持人的本能能量之流的原始形象怎樣才能得到重新定位和重新調整，這一問題也將接踵而來。
此外，存在於內心之中的這種原始映象決不能簡單地用另外一種新生的理性框架取而代之，因為在這一原則的形成中，外部環境的作用過於強大，而生物需求的作用則顯得相對貧弱。
更為重要的是，
這種理性框架不但不能建築起通往原本的人類精神的橋樑，而且它還會把業已存在於人們心中的精神橋樑完全隔絕開來。
這種情況與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非常吻合，雖然與上帝本人一樣，這類教育也在設法塑造人，但是它們對人的塑造是透過國家形象的方式來完成的。
現在，我們的一切基本信念都變得越來越理性化了。
那樣是一種生活方式了，它已經蛻成了一種極端智力化和極端學術性的事物了。
這樣做的目的，當然是為了避免使自己墜入虛無主義絕望的深淵。
但是作為一個理性主義者，即使我們為批判當代宗教的僵化死板、缺乏想象力、思想偏狹和行將就木而感到激動不已的時候，我們也絕對不應該忘記。
凡是信念都代表一種教條，儘管關於這些信念的解釋可能會在人們之間引起不同的爭議，然而這種學說的信條卻因為它們的原型特點而具有一種屬於它自己的生命力。
因此，在一切情況之下，智力理解無論如何都是須臾不可缺少的。但是，只有當透過感覺和直覺所進行的評價並不充分時，也就是說，只有當這些評價並不能夠使那些擁有信仰的主要力量獲得智力滿足的時候，人們才開始呼籲智力理解的到來。
在這一方面，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比信仰和知識之間業已形成的那種鴻溝更能表達其特徵、更具有代表性了。
這兩個領域的差別如此巨大，以至於我們不得不提到，在這兩個領域以及它們觀察世界的各自方式之間，其實存在著不可比較的性質。
但是，信仰和知識所涉及的，都是和我們現在生活於其中的同一個經驗世界，因為甚至連神學也告訴我們，信仰也是建立在經驗事實基礎之上的。
這些事實在我們今天這個已知的世界上已經歷史地變得可感可知了。
也就是這樣一種事實，基督生來就是個活生生的真實的人，他成就了許多奇蹟，忍受了許多磨難，他最終死於龐修斯·派拉特（PontiusPilate）的腳下，卻於死後不久以肉體凡身的形象復活過來。
上帝的言論至高無上，這句話代表了我們基督信仰的核心內容和特別成果。
但是在今天，由於全社會的非宗教特徵，我們這個時代由來已久就因襲性地受到基督教這一特殊成就的沉重壓迫。對於這樣一個事實，我們以往遠遠沒能給予足夠的重視。
現在，即使我們只是從傳聞中來了解基督教，“上帝的言論至高無上”這句話也會被我們奉若金科玉律，而且，它在今天還依然存在著。
於是，諸如“社會”、“國家”之類的字眼都被具體化到這種程度，以至於它們具有了人格化的特徵。所以，用凡夫俗子們的眼光看來，
“國家”遠比歷史上的任何一位國王更是一位所有美好之物取之不盡的源泉。
因而人們對國家頂禮膜拜，讓它負責一切，向它傾訴衷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這樣，社會就被提高到最高倫理原則的高度；其實，
它還被人們賦予了富有積極意義的創造才能。
現在似乎還沒有人發現，對“上帝的言論至高無上”這句名言的崇拜還有其陰暗的一面，儘管它對歷史發展的某個特定階段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說，經過若干個世紀的宗教教育之後，一旦這句話在人們心中獲得了普遍的有效性，那麼，它就會在自己與“聖人”之間形成一種原始關係。
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人格化的教會和人格化的國家，對這句話中的宗教就成了輕信，而這句話本身也就變成了一種能夠任意行騙的惡魔似的口號了。
而且宣傳鼓動、自吹自擂便會隨著這種輕信紛至沓來，它們用政治上的徇私舞弊和折中調和來欺騙人民。
而今天，這種欺騙的範圍、規模和程度達到了世界歷史上登峰造極的地步
。
因此，原來宣稱所有的人及其聯盟都將在偉大的上帝形象中獲得統一的那句名言，在我們這個時代裡反倒已經變成了所有的人都互相猜忌和互相不信任的根源了。
但是這種輕信也是神經症患者為了壓抑他胸中懷疑的塊壘，或者說是為了用咒語的方式來把自己從現實中解脫出來而常常採用的權宜之計。
人們常常認為，為了使一個不合常規的人步入正軌，你只要“告訴”他“應當”去做那些事就行了。
但是，至於此人能否這樣做或是否願意這樣做，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心理學家們已經發現，僅僅依靠告訴、勸說、忠告以及出謀劃策這些手段來教育或矯治人，是根本無濟於事的。
除了這些之外，他還必須熟悉病症的所有細節，並且獲得關於這個病人的精神內容的確切知識。
因此，
他必須和患者的個性建立聯絡，必須具有遠遠超過一位教師、甚至超過一位心靈導師的能力
，以便於深入到患者的精神世界裡，摸清其中的所有死角和暗溝。
醫生那種建立在相容幷包觀念之上的科學的客觀性，使他不但把自己的患者看作一個人，而且把患者看作一個像動物一樣地只是依附於肉體而存在的人。
科學的發展和發現已經把醫生的興趣引出了意識個性的範疇之外，從而使之步人了一個無意識的本能世界，這個本能世界是由那些與聖·奧古斯汀的兩個極其相似的
道德概念-色慾和權欲-相一致的性衝動和權力驅動力（或自我表現）所控制的。
這兩種基本本能（物種保護和自我保護）之間的衝撞構成了無數衝突的根源。
因此，它們是道德判斷的主要物件，而道德判斷的目的就在於儘可能地避免這些本能衝突的發生。正如所解釋的那樣，
本能有兩個主要方面：一方面涉及到動力、衝動和意向；另一方面是特殊的意義和目的
。正如動物世界中所明顯呈現出來的那樣，人的一切精神功能和心理效應很可能也有一種生命本能基礎。
不難看出，在動物身上，本能是它們所有行為的精神嚮導
。只有當學習能力開始發育（例如在高階類人猿和人類身上體現的那樣）時，這一觀察的確定性才可以說是缺失了。作為學習能力的結果，動物的本能經歷了許多次的變異和分化；而在文明人身上，本能也發生了嚴重的分裂，這種分裂的程度如此之大，以至於在基本的本能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因其原始形式中的確定性的作用才可能為我們所辨認出。
在這一小部分本能裡，
最為重要的還是那兩種基本本能以及它們的派生物，而且迄今為止，它們仍然是醫療心理學關注的唯一物件。
不過，研究者們發現，在追溯這兩種本能的分枝的過程中，他們碰到了一些難以確定無疑地劃歸於其中任何一種基本本能的結構。動力本能的發現者們有些懷疑：一種顯然是確實可靠的性慾本能的表現，是否可以更好地解釋為“動力安排”？
而且，弗洛伊德本人也不得不承認，除了壓倒一切的性本能之外，還存在著“自我本能”-毋庸諱言，這顯然是對阿德勒觀點的認可。由於這種不確定性的存在，毫不奇怪的是，
在大多數情況下，關於神經病病症，無論是用弗洛伊德的理論還是用阿德勒的理論都可以對其做出完全一致、毫無矛盾的解釋。
這種困窘現象並不能說明，這種觀點或那種觀點出了錯，甚至也不能說明這兩種觀點全都錯了。
與此恰恰相反，相對而言它們二者都是有效的，而且與某些片面的和獨斷的偏好不同的是，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兩人都承認其他本能的存在和各種本能之間的競爭。儘管人類本能這個問題遠遠不是一個簡單易解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推測說，學習能力-它幾乎是人類所獨具的特有屬性，那麼這個推測大概不至於大謬不然吧。
其結果是，當代人只有在意識到他自己的時候才能認識自己，而人意識到自己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環境條件的影響，取決於他對自己原始的本能傾向所做的適當修正以及對這種修正的自覺要求。因此，
人的意識主要是透過觀察和研究人周圍的世界來指導自己的，而且正是意識的這種特性，才使得人們必須不斷地調整自己的精神內容和技術能力。
與自己本能的本質產生裂縫之後，文明開化的人便不可避免地會被推到意識和無意識、精神和本質、知識和信仰之間的矛盾衝突中去，而且，一旦他的意識對他的本能層面施加否定性和壓制性影響，這種分裂必然就會演化為病態。
而且倘若已經陷人這種危急的病態之中的個人聚集起來，那麼旨在成為被壓迫者的精神鬥士的群眾運動則會風起雲湧、愈演愈烈。
在當今世界上，有一種普遍流行的意識傾向，該傾向企圖在外部世界中尋找一切社會弊病的根源，和這種傾向相一致，人們就紛紛呼籲，要求進行政治變革和社會變革。在他們原本的設想中，這些變革將使他們靈魂深處的個性分裂問題迎刃而解。
因而，一旦這種要求得到了滿足，就會出現一些特定的政治條件和社會條件，這些條件把同樣的社會弊病改頭換面以後，又一一帶回到個人中來。
接下來發生的是一場簡單的逆轉：
底層浮現出來併成為上層，陰影也佔了上風並取代了光明
，而且由於前者總是具有無政府主義的色彩和混亂不堪的性質。
所以，那些“被解放出來的”曾經退居下風的部分一定會被殘酷地剝奪一切自由。所有這一切發展過程及其後果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樣做並沒有觸動罪惡的根源，而只不過是另一種相反的情景浮現出來罷了。
在對個人的貶低方面，多年以來，西方不僅一直經受著許多政治困難，除此之外還一直面臨著嚴重的心理劣勢，即使是在德國納粹時期，這種心理劣勢也令人不安地為人感受到了。
這種心理劣勢包括：
在一個獨裁者的統治下，只允許我們議論評說我們的影子，而不許對我們自身說三道四
。非常明顯，獨裁者站在政治前沿的另一邊，而我們卻站在善良的一邊，而且我們還具有正確的理想、正義的觀念。
而且與人自身同樣真實的是，
他的精神對立面和道德對立面也已不再棲身於他的內心世界之中，而是超越了地理界線在世界各地到處存在了。
而這種地理界限不再代表外部世界的政治障礙，而是越來越富有威脅性地把意識從無意識的個人身上分離出去。
由於思考和感覺皆已喪失了它們的極化傾向，同時在宗教取向已經變得軟弱無力的情況下，我們手中連個上帝都沒有，這就很難制止釋放出來的精神功能向專制王權方向傾斜、發展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