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1955年4月1日）建築學家、詩人和作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主要設計者，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領導小組成員。

知乎搜尋林徽因，最先彈出來的話題是什麼？

是討論林徽因的文學作品？還是評價她在建築領域的成就？都不是。

最先冒出來的，是這個話題。

“討厭”、“噁心”、1。5萬關注、將近1500萬瀏覽，堂堂民國才女，被大眾關注最多的，不是才華，而是為什麼那麼多人討厭她。

接著往下滑動頁面，可以看到似乎有不少人將林徽因扣上“渣女”的帽子。

底下的話題，是各種與之相關的“玩轉民國男神”、“林徽因真的是綠茶嗎”、“林徽因是綠茶的鼻祖麼”等等，原來“渣女”、“綠茶”才是大眾黑林徽因的兩個重點。

網友這樣黑林徽因，無非就是緊抓著林徽因與金嶽霖、梁思成、徐志摩之間的故事不放，以吃瓜群眾的心態，津津樂道民國女神與民國諸大才子之間的恩怨情仇罷了。

就好像提到蕭紅，大眾最樂意談論的，不是她的文學才華，而是她那被一個接一個男人拋棄的令人唏噓的一生。

今天，我們不談林徽因的感情生活，我們就來看看這位才女在建築理論方面的成就。林徽因的第一篇建築理論論文《論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徵》，不僅在事實上影響了梁思成結構理性主義建築思想的形成，而且也被後來的建築史家譽為整個“中國建築歷史與理論的奠基”之作。

那麼，這篇文章所體現出的結構理性主義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關於這一點，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院長李軍教授在專著《跨文化的藝術史：影象及其重影》中作出瞭解答：

林徽因的天性與藝術趣味、藝術史對她的啟發，以及來自徐志摩的影響，都與她的結構理性主義思想之形成密切相關。

一、林徽因的天性與藝術趣味

在詩歌方面。林徽因於1931年開始，在徐志摩的影響下發表新詩。在某種意義上，林的詩歌迄今仍然高踞新月派詩歌的榜首。

1934年，胡適的學生徐芳就指出，以徐志摩、林徽因等為代表的詩人詩作，代表了白話“詩歌史上最光燦的時期”，而他們所取得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恰恰在於具有天然、誠摯與內外統一的品質。

在小說方面，林徽因於1934年發表了其平生的第二篇小說《99度中》。這是一篇完全現代主義的小說，可謂中國早期現代主義文學的一個重要成就。

在散文方面，1934年9月發表的《窗子以外》具有哲理性散文的實質。林徽因猶如一位哲學家，著手討論我們與世界的關係。

在戲劇方面，1937年抗戰爆發之前，林徽因發表了她唯一的戲劇作品《梅真和他們》的前三幕。作為林徽因的戲劇處女作，《梅真和他們》一劇的敘事卻顯示出了戲劇大師曹禺般的從容不迫和雍然大度。

最後，我們再返回到她的建築設計。1935年北京大學的女生宿舍由梁思成、林徽因建築事務所設計，在梁、林合作的這一作品中，無疑留下了林徽因親手設計的鮮明痕跡。該建築被近現代建築史家認為是中國早期現代主義建築的代表作之一，“在中國近代建築歷史上應占有重要地位”。

林徽因夫婦 攝於東北大學

林徽因天性純真、清澈、內外統一；她的心智模式是現象學式的，強調主體先天的感知框架在見證世界與世界之真時具有構成作用；她的藝術趣味則傾向於現代主義。這一切均與其結構理性主義的建築思想相符合。

二、藝術史對她的建築思想啟發

林徽因的結構理性主義建築思想之形成，除了要考慮其性格和藝術趣味的原因之外，更應該從其所在的專業語境方面去探尋。

1927年6月，戴著學士帽的林徽因

林徽因對於中國建築本質之認識，可能正是得益於從維奧萊—勒—杜克到現代主義、功能主義的結構理性主義建築美學觀。

但在林徽因那裡，結構理性主義不僅僅是一種與中國傳統建築迥然有別的西方建築美學觀，更是一種藉以看待自己文化傳統的方法和眼光。

那麼，林徽因如何能夠從中國傳統建築中發現結構理性主義的原則，並因此建構起關於中國建築史的基本敘事模式呢？

我們有必要關注兩個事實。第一，在林徽因之前，大部分外國建築史家在談論中國建築時，都沒有注意到中國建築的結構理性主義特徵。

其次，在林徽因做出這一發現之前，尚未開始進行中國建築實地考察。這意味著，對於中國建築史發展演變規律的把握，很可能是觀念先行的產物。那麼，這種觀念又何因何本呢？

能夠同時滿足以上兩項條件——對中國建築提出了結構理性主義的看法，同時又對林徽因產生實際影響的只有一個人選：瑞典藝術史家喜龍仁（Osvald Sirén，1879—1966）。這就使我們對於建築史問題的追蹤，轉移到了藝術史領域。

瑞典藝術史家喜龍仁

1929年，喜龍仁於倫敦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國早期藝術史》，其第四卷恰恰是“建築”；喜龍仁是把中國建築當作中國藝術史問題的一部分來處理的。

喜龍仁於倫敦出版的四卷本《中國早期藝術史》第四卷“建築”

喜龍仁的其他著作，尤其是四卷本的皇皇鉅著《中國雕塑》（1925），林徽因非常熟悉。喜龍仁不僅在書中設定了專章來討論中國建築的歷史演化，而且這種討論是完全按照結構理性主義的方法展開的。

在喜龍仁正如在日後的林徽因那裡，所謂的“中國古代（指唐宋或遼）的建築藝術”與“明代建築”，及其處理斗拱等結構的不同技術方法，透過對一系列二元對立的關鍵詞的具體使用，在形成戲劇性對比的前提下，蘊含了一種鮮明的結構理性主義的歷史意識。

1937年林徽因在山西五臺山佛光寺測繪唐代經幢

三、和徐志摩的經歷啟發了她

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歷史契機，促使林徽因藉助西方的結構理性主義建築美學觀來理解中國傳統建築呢？

1930—1932年間，林徽因發生的最大的變化，當屬她在徐志摩的影響之下，變成了一位新月派詩人，而新月派自始至終的靈魂人物都是徐志摩。

徐志摩

據說，“新月”之名得於著名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集《新月集》（1903），而1924年泰戈爾受梁啟超和林長民（林徽因之父）之邀訪華，徐志摩、林徽因與之朝夕相伴，成為新月派早期史上最為光彩照人的一頁。

泰戈爾、徐志摩與林徽因“歲寒三友”圖

這幅圖堪稱新月派詩歌命運的象徵圖譜，其中，新月派的精神之父泰戈爾位居中央，其靈魂人物徐志摩和後期代表詩人林徽因分居左右，形成新月派詩歌神聖血統的“三位一體”。

當然，照片中的林徽因當時尚非詩人，徐志摩亦詩齡尚淺，但是，二者之間的歷史命運已經因為中間的老詩人（作為詩神）而註定聯絡在一起。

徐志摩之所以成為詩人是因為失戀，是因為當年（1921年）追求林徽因沒有成功；然而，林徽因之所以成為詩人，也是因為徐志摩十年之後再次追求林的刺激——換句話說，他們的精神和詩相互生成。

然而，1931年底發生了一場空難，與其說是一場自然的空難，毋寧更是一場詩歌暨藝術的罹難。為了踐行一個事先的約定，參加一場由林徽因主講的中國建築藝術的講座，徐志摩搭乘飛機從上海趕赴北平，不幸的是，飛機中途在濟南附近的黨家莊墜毀，一代新月派詩人從此煙消雲散。

位於海寧市西山公園內的徐志摩之墓

如此美妙、如此融洽的一段詩歌酬唱的佳話，就這樣被一場不期而至的事故所中斷，對於林徽因來說，情何以堪！

1935年，林徽因寫第二篇悼念徐志摩的文章（《紀念志摩去世四週年》）的同一年，在一篇《鍾綠》的小說中，她寫到了被敘事女主人公（“我”）稱為“記憶中第一個美人”的女人鍾綠。

鍾綠是位美國人，一位藝術家，也是“我”所見過的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我”與鍾綠僅有一次近距離的交往，“我”邀請鍾綠到中國來坐帆船，但一語成讖，鍾綠有一天竟然真的死在一條帆船上。

鍾綠的形象顯然混雜著徐志摩筆下所描繪的、為他二人都熱愛的英國小說家曼殊斐兒（Katharine Mansfield）的形象。

曼殊斐兒

在倫敦，徐志摩曾經跟曼殊斐兒有一面之緣；而且，生活中的曼殊斐兒與小說人物鍾綠一樣早死。但在這篇小說裡，鍾綠死在一條帆船上的情節，卻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四年前死於飛機失事的徐志摩。

在《悼志摩》中，林徽因寫到了幾乎同樣的宿命感：

所謂“詩意的信仰”，即相信個人與宇宙間有著某種命定的聯絡或者邏輯；但這種邏輯是詩性的，也就是說，它只有透過詩意的想象，透過敏銳善感的靈魂才發揮作用。而徐志摩和鍾綠的命運證明，他們正是供奉在這種詩性真理的祭壇上的最美麗的祭品。

徐志摩的詩碑，安放在劍橋大學國王學院。詩碑上刻著《再別康橋》裡的第一行和最後一行詩。

因而，根據這種“詩意的信仰”，也就是說，根據詩性的邏輯，我們才得以確定，林徽因筆下的鐘綠正是對徐志摩的隱喻。

最後，除了上述詩性的隱喻，我們注意到，同樣的詩性邏輯還可進一步以物化的形態表露出來。在某處，林徽因談到了徐志摩對於建築的態度：

林徽因在此強烈地暗示著：既然詩人可以從一朵花裡看到整個世界，那麼，又有什麼東西能夠阻礙他，從某個“古建的殘址”或“一塊石刻”，看到那個時代完整的藝術呢？

1937年，林徽因測繪陝西耀縣藥王廟

維奧萊—勒—杜克的結構理性主義相信，中世紀建築是一個理性的演繹系統，因此我們可以透過某個殘址的一角而復原整幢建築。

與之相似，徐志摩飛機失事後，林徽因採取了與戀物的詩人完全相同的方式：她請梁思成從失事處撿回一片木質的飛機殘骸，掛在臥室中，與自己朝夕相伴；在這裡，飛機的殘骸具有與佛陀的舍利一樣的意義，它們是對人格和真理的直接顯現。

幾個月後，林徽因寫成了中國現代的第一篇建築理論論文——《論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徵》。這篇文章可以被看作是林徽因在徐志摩出事那天所做的關於建築藝術的講座的某種文字版，但無疑卻是大大地加以擴充套件和深化之後的版本。

在這篇文章中，林徽因系統地表述了她對於中國古代建築的結構理性主義的看法，尤其注意到了建築結構與人格的關係。

當以上所有聯絡在一起時，我們會發現，一種詩性的邏輯猶如一條紅線，導致林徽因把建築和人格相提並論，進而在中國建築的結構中看到了人格的袒露。也是根據這種詩性的邏輯，林徽因形成了關於中國建築的結構理性主義的看法。

今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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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大學出版社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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