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拍完《明月幾時有》後，彭于晏希望和許鞍華導演可以再合作，幸運的是，沒有等待太久，彭于晏就迎來了《第一爐香》，本片已於今日（22日）上映。

張愛玲+許鞍華+王安憶，使得《第一爐香》從一開拍即期待與質疑並存，對此，在片中扮演喬琪喬的彭于晏表示，“每個人都有權利對於自己喜歡或不喜歡的東西去發聲，大家可以用放大鏡或宏偉的高度去看，只要建立在尊重的基礎上，我覺得沒有問題。作為演員，我只是希望這部電影能帶大家看看那個年代的人，那些人身上的故事，如果能產生一些觸動或思考就更好了。許鞍華導演很用心去拍張愛玲的作品，非常不容易，我覺得有聲音是好的，歡迎大家批評指教。”

對角色的不安全感促使我去挑戰要試試看

《第一爐香》的開機和彭于晏主演的《緊急救援》的殺青基本上無縫銜接， 彭于晏笑說比較辛苦的是要讓自己從救援隊長的狀態迅速進入公子哥的狀態。“當時進組《第一爐香》的時候，距離《緊急救援》殺青只有一個禮拜。喬琪喬是比較清瘦的形象，所以我花了蠻大力氣做減重，前期拍攝的時候外形上壯了一點，在後期儘量再瘦一點。”

突然從《緊急救援》裡的救援隊長轉變成《第一爐香》中浪蕩的花花公子喬琪喬，彭于晏做了比較多的功課。“我們也沒有在那個年代生活過的經驗，所有的表演都是參考講述那個年代的書、歷史或者影視作品，所以我們的模仿其實也是別人創造的模仿。我為了更接近那個年代的人物，也有去問長輩，問我母親，當然更多時間是跟導演聊，瞭解那個年代的故事和人。”

相比之下，彭于晏說自己做的更多的是內心層面的準備。“我讀了很多遍劇本去了解喬琪喬，以及他和其他角色的關係，比較大的難度是完全去了解他們的內心。不管是喬琪喬，還是其他角色，究竟是什麼東西抓住他們，讓他們一直在這樣的環境裡面奮鬥，或者掙扎。”

彭于晏經常想喬琪喬有什麼魅力讓女人愛他，不能拒絕他，可能會討厭他，但又恨不起來。“如果他是所謂的‘渣男’，那應該會被大家所唾棄，可為什麼這些女人還是願意跟他在一起？我會拿著這些思考和問題去跟許鞍華導演溝通，是不是適合我？我喜不喜歡這樣的詮釋方式？以及我內心有沒有類似的東西可以挖掘出來，我覺得這個過程是比較有意思也比較難。還有就是那個年代的男人應該有的樣子，如何穿著、走路，個性甚至談戀愛的方式，還要學習葡萄牙文和跳交誼舞，對我而言也是挑戰，難度蠻高的。”

對於文藝片和動作片哪種拍攝更難？彭于晏表示難度都很大，像《緊急救援》的挑戰是，過去沒有演過這麼累、這麼危險的戲，《第一爐香》則在於它是根據經典文學作品改編。“導演想要的喬琪喬，小說裡呈現的喬琪喬，以及我自己心目中的喬琪喬，這之間需要達到一種平衡。有時候我們掏心掏肺地演一個角色，卻沒有達到期待，所以我常常會有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會促使我在演的過程中不停反覆練習，以及不斷地去挑戰下一個角色。我想要演的角色通常都會在某種程度上讓我有點不安，因為沒做過，所以要試試看，這樣的不安最終會不會收穫豐碩的經驗和甜美的果實，這些都是和導演以及搭檔演員碰撞出來的，對我來講挑戰和收穫並存。”

這個角色承載的內容和意義，都是更加豐富也更有難度的

《第一爐香》講述上海女學生葛薇龍求學香港，投靠姑母梁太太被梁太太利用，當作誘餌來吸引男人，葛薇龍漸漸沉迷在紙醉金迷中，後來被花花公子喬琪喬吸引，為了繼續過聲色犬馬的上流社會生活，不惜出賣自己的靈魂，費盡心機嫁給了喬琪喬，最終淪為姑母梁太太和喬琪喬斂財的工具。最終，當葛薇龍失去了利用價值，被喬琪喬無情地拋棄 。

彭于晏認為《第一爐香》是一部複雜的電影，講的是那個年代中這一群人的人性。“小說裡最好看的部分，我覺得是那個年代的社會現象和環境造就的人，葛薇龍為什麼要成為像姑媽那樣追求物質，妄想爬上奢華世界的人？是不是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都要經歷這個環節？從一個單純的環境慢慢進入社會，面對不同的方式，你怎麼去做選擇。我覺得這是《第一爐香》在愛情層面之外的探討，即便放到現在的社會中也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在彭于晏看來，上個世紀40年代跟現在比，人性在某些本質上是沒有變過的。“那時候的上海和香港有葛薇龍、有喬琪喬，現在的上海和香港一樣也有葛薇龍、喬琪喬，甚至可能有很多比喬琪喬更誇張的人，在那個年代被認為是不對的一件事，現在卻變得越來越能被大眾所接受，這其實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彭于晏認為和他之前演的電影相比，喬琪喬這個角色承載的內容和意義，不論是在劇情層面，還是跳脫到這個作品之外來看，都是更加豐富也更有難度的。在傳統的價值觀念裡，喬琪喬對感情不負責任，但這不等同於他是壞人。“在我的理解裡，喬琪喬把愛情更多地看作是一個嗜好，是一個他喜歡做的事情，也是他只能做、只會做的事情。他是一個自卑的年輕人，只能靠外表去騙取女人的歡心，以滿足自己的成就感和虛榮心。在所有人面前他是一個富二代，但其實他並沒有什麼錢，他的媽媽不是正房，他從小到大被人看不起，加上出身混血，在學校也會被邊緣化。”

之所以說《第一爐香》複雜，就是人物的複雜，喬琪喬沒有辦法用道德標準去一刀切，他不是好人，卻也不是十足的壞人，同樣，葛薇龍也如此。“葛薇龍和喬琪喬有很相像的地方，他們被命運推著走，被置於某一個位置上，同病相憐。所以，你不能說葛薇龍是一個好女人，也不能說她是一個壞女人，在那樣的社會中，當你沒辦法生活的時候，當週遭人都是一樣的時候，你也許會被同化去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對於彭于晏來說，出演喬琪喬最難的是找到他內心的東西。“如果單純只是讀表面文字，那喬琪喬就是一個見人說人話，看到葛薇龍就裝可憐，翻臉就勾搭其他女人的人，我會覺得他要麼是神經病，要麼就是個演員，所以我必須要找到他內心的東西，要抓得很緊，他內心的東西是大家輕易看不見的，他偶爾會露一點。找到這個心理根基，我在演的時候，講這些臺詞，表現這些舉動，才會覺得可以說服自己。”

喬琪喬不是個“渣男”，只是缺愛

喬琪喬對感情的不專一，在彭于晏看來是很大程度上和他的家庭與成長背景有關。喬琪喬從小就沒有父母的愛，在學校被喊“鬼佬”，回到家身邊只有妹妹，妹妹也被人當作“鬼佬”。別人不認為你是中國人，講葡萄牙文，人家也不把你當葡萄牙人，所以喬琪喬內心自卑，極度缺愛，是沒有根的一個人。“沒有根是很恐怖的，這種感覺會讓他的內心一直慌著，不能落地，是一種蠻浮躁的狀態，喬琪喬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下成長的。他唯一有一個好看的外表，女人喜歡他，他就理所當然去享用這種喜歡，他沒有害人或報復別人的心，他的潛意識是——我要證明給人家看，我還是有能力的，那麼多人喜歡我。他需要用一種方式去彌補小時候的創傷，他需要更多人的愛，其實現在很多人也是這樣的。”

彭于晏看劇本時覺得喬琪喬“其實蠻可憐的”，演喬琪喬的過程，也是彭于晏自我審視的一個過程。“我的童年跟喬琪喬有點像，我也是單親，缺少父愛，但是不一樣的是，我媽媽給我很多愛，還有外婆和姐姐的愛，所以我從小就很尊重女性。這個是我跟喬琪喬不一樣的地方，他媽媽生完他就離開了，所以某種程度上他算是一個孤兒。”

彭于晏在解讀這個角色的時候，有時會發現他們之間驚人的聯結點。“很多人覺得結婚生子，撫養孩子長大是理所當然的，但在喬琪喬的眼裡不是這樣，喬琪喬不願意結婚，害怕給承諾，因為他不是這樣長大的，他沒有家庭沒有父母管，從小可能只有管家帶他，沒有親人的照顧和愛。我有時也會產生這種想法，如果我跟一位女生在戀愛關係中，或者有一位女生要跟我結婚，我會擔心萬一有一天離婚，她怎麼辦？她會很難過。因為我是這樣的單親家庭成長背景，所以某種程度上，我會有包袱和壓力。萬一我結婚了，我會不會變成跟我爸爸一樣離婚？我在演這個角色的時候，發現我越來越像喬琪喬，他的一部分活在我心裡了，我很同情這個角色，我能夠理直氣壯地在演這個角色的時候，覺得他不是個‘渣男’，那這個角色就成立了。”

當你在意口碑、票房這些東西的時候，一切就會變得很複雜

和許鞍華導演時隔3年再合作，彭于晏覺得導演和拍《明月幾時有》那時候相比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體力還是很好”。另外，“許導會給很多空間讓我們去發揮，也會跟我分享很多她對於喬琪喬這個角色的想法。導演特別專注在演員的表演上面，希望每次都是大家準備好，演員再來表演，她不希望最好的東西或體力被消耗掉。許導會跟我探討每一個拍完後的鏡頭，問‘你喜不喜歡？你想不想再試一遍？’我有時候會說‘導演，你覺得OK就可以’，但她說‘再給你一次機會，演一條你想要的’。這是我覺得許導最可愛的地方，可能上一條對導演來說已經OK了，但她還會讓演員有更大的空間去實現自己在表演上的想法。”

彭于晏說自己非常喜歡許導的另一個原因是她的專業性，“她會和我分享她認為的最理想的表演是什麼，這一次我很開心的是，真的很謝謝許導拍出了我自己都沒看過的我。”

《第一爐香》臺前幕後雲集超強陣容，彭于晏也獲益匪淺，他說拍攝這部電影的過程就好像上大師課一樣，“觀察他們怎麼用鏡頭來幫助演員，用光來幫助演員，然後我們就可以完全專心地在表演上做好自己，因為他們會非常非常關注我們的每一個細節，甚至演員有變換新的想法時，他們也會隨時根據我們的表演去改變。”

對於獎項和口碑，彭于晏很淡定。“獎項對於我來說，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對我來說沒關係，這不會影響我拍電影或影響我對電影的喜愛，因為這個在控制之外，有點像在生活理解之外的事情。例如你拍一個戲，入圍了一個電影節或拿到一個獎項，當然我會因為這個很高興，可能會獲得到很多的好處，但這些東西不是我們能夠理解和掌控的，對於我不太能夠理解的事情，我通常不會花太多時間去想。”

彭于晏表示，當你在意口碑、票房這些東西的時候，一切就會變得很複雜，“你要去評估這些操作、流程，怎麼樣去宣傳，但其實這些東西都不存在於我的世界。我拍完戲就完全放鬆，迴歸到我自己的世界裡面，離開了《第一爐香》的世界，回到我自己的世界，我就會做我想做的事情，除非有下一個作品才會特別去想角色。我會希望過我自己真實的生活，不會去想那麼多。”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肖揚

編輯/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