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剔除陳腐，改革創新，富國強軍，造福於民，使宋朝煥然一新。王安石變法從指導思想到目標方針，從法律措施到方法步驟，都是正確的，效果也是顯而易見的，更也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援。但還是逃不過失敗的命運。宋代為何滅亡？

很多人把責任

推卸

到王安石身上，認為王安石的

變法

導致了宋朝的滅亡！

王安石雖由於變法讓其名聲大噪，同時也獲得了“十一世紀改革家”的稱號。然而，歷史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居然以貶意居多。

其原因如下：

其一早在宋代實施變法之前，就有不少名流對王安石的變法嗤之以鼻。其二“靖康之變”後，更多的宋人對認為王安石變法導致國家滅亡這一說法更加深信不疑。楊時說：“今日之禍，由安石點啟。”最後到了如今仍然有人認為宋朝滅亡由王安石禍啟。王安石的變法真的是促使宋滅亡的罪魁禍首嗎？即使朝政已腐久不堪，也不能變法換新？

宋神宗登基時，宋朝

已

成立百年

之久

，弊病深重，

朝廷各項開支日益劇增

，財政

早已捉襟見肘

。在國內危機愈演愈烈的同時，邊境也受到遼、西夏兩國的

侵犯

。

當時的宋神宗年滿二十歲，年少輕狂，迫切想要解決此危機來證明其雄才偉略。初生牛犢的宋神宗堅信，變法是宋朝昌盛的必由之路。

在宋神宗還是太子之時，他非常喜歡讀《韓非子》等富有變革思想的書，極其渴望將書中思想於朝中實現。面對朝廷的危機許多大臣都心知肚明，也想為其拋頭顱，灑熱血。甚至保守派領袖的司馬光和中間派代表蘇軾也主張變法改革。因此，對王安石的批評應該不是主要原因，關鍵在於改什麼，由誰來領導改革的問題。

王安石的變法措施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國家欣欣向榮。百姓安居樂業。即去除朝政糟粕，除奸革弊改變北宋百孔千瘡的局面，加強軍隊對外防禦，來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在王安石十五年的變法實踐中，富國強兵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隨著王安石一系列新的商理法的的實施，

國家新增了“

青苗

錢”、“

免疫寬剩錢

”等新的財政收入

政策

，

國庫

明顯

擴張

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

殷實富足

財政支出於國庫而言乃九牛一毛之事。宋神宗趁機大力培養軍隊，各種尖銳武器如流水般抬進軍營。

此時宋朝可謂兵強馬壯，勢如破竹攻下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

但變法不可能是百利而無一害的，也有諸多弊端。如對國民經濟體系造成損害：沒有前兆政府就突然介入直接進入市場“聚財”，破壞遊戲規則。它本應民間經濟活動“監督者”，對於平時的經濟活動應持袖手旁觀的態度，讓百姓自由發展。但根據王安石的改革措施，政府直接利用其巨大優勢進入民間經濟活動與“與民爭利”。

破壞傳統規則，不僅會讓百姓滋生哀怨，更加

滋生腐敗。特別是王安石急於求成，把財政收入作為考核官員的主要標準，加劇了地方官員的腐敗和對老百姓的

強取豪奪

雖然變法的起點是好的，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與王安石理想中“民無賦，而國富足，”背道而馳。由於經濟涉及的範圍很廣闊，不僅有個體差異，地方區域的不同，而且這還助威腐敗主義的勢力。王安石變法的弊端引來百姓的哀聲怨道，也動搖了宋神宗對的信任。王安石的青苗法等賺錢方式，如若在當今實施才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對於當時的宋朝的商品經濟還沒有發展到可以比擬現代，政府官員不顧一切地入市賺錢，阻斷了百姓的財路，國家會積貧叢多。

王安石不適合領導

嗎？

一切改變不可能一蹴而就，錯誤要及時糾正。所以說，變法成功的關鍵是善用人才，王安石最受詬病的地方就是用非其人，識人不清，導致奸臣當道。蘇軾兄弟等一代在宋代歷史上聲名鵲起的名臣，是如何反對王安石的改革的呢？王安石變法前，眾所周知的奸臣是丁謂。

變法後，蔡

確

、

呂惠卿

等

無一

被視為北宋的奸臣。然而，這些北宋奸臣卻是在王安石的推薦下直接或間接地開始了他們的

官途的無限風光，

這也是王安石改革最受詬病的一點。

善用人才是成大事者的關鍵條件，王安石以一人之力帶起奸臣的熱潮，變法結果只能是烏頭白馬生角

變法也因人而異，看范仲淹變法就得到了很多名臣的支援，但王安石為何以眾叛親離收場呢？這一切，都與王安石的剛強的性格有關以及他在改革中“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態度有關。為了變法，王安石可謂六親不認，激起朝中大臣的眾怒。王安石變法態度導致許多口蜜腹劍的小人接二連三上臺。此時急功近利的王安石，但凡是有人堅定與他同派的，無論其品行如何，都成了王安石的重要物件。許多想投機取巧的小人都投希望利用這條捷平步青雲。最終，新法成了官僚發財害民的工具，鬧得民不聊生，內憂外患。變法最終結果是壓榨百姓財力供士大夫和皇室享用，百姓艱難困苦這一點。

王安石的

是亡國罪嗎？

宋朝的滅亡，直接原因是宋徽宗父子及蔡京等奸臣胡作非為。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金兵兵臨城下是，

宋欽宗

聽信

江湖

神棍

郭景

之言

，開啟

城門

令“六丁神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出戰，

本以為勝券在握，可金兵卻長驅直入，攻下城池，所謂“神兵”不堪一擊。

可惜昔日輝煌的開封城淪落在金人手中。庸碌無為的宋徽宗為何能上位？宋神宗的皇后向氏力薦輕薄無行的趙佶為皇。群臣進諫也無法動搖向氏的決心。宋朝號稱“君臣共治”，可是皇權依舊一手遮天。大臣們的進諫都被太后一一駁回。加之一群阿諛奉承的小人的添油加醋，使向氏厭煩忠臣的勸阻，寵信奸臣。王安石變法未必是宋滅亡的主推手，但大量逢君之惡的臣子，必定是宋滅亡的兇手之一。

但王安石的政治作風也助威了此風氣的形成，正因為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作風，加強了中央集權制，政治決策權掌握於皇帝手中，而朝臣權力日益勢微和官僚作風江河日下，宋朝最終在愚君奸臣的領導下加速滅亡。所以王安石變法的政治責任在於他破壞了政治制衡的制度，臺諫與宰相相剋相濟，皇帝也對臺諫有所忌憚，都不敢輕舉妄動。

王安石打破此平衡，權臣奸相勾結橫行霸道，無人可擋，宋朝從內部瓦解，大國滅國只在朝夕。

結語：

王安石變法起初目的是富國強兵，百姓安居樂業。可惜其操之過急，沒有結合宋朝實際狀況，與民爭利，加劇腐敗風氣，破壞朝政平衡，使奸臣當道，民不聊生，與其目標背道而馳。雖說王安石變法不是宋亡的關鍵因素，但其也廁身其間。王安石變法的教訓告誡人們不要拔苗助長，大刀闊斧地變法，要是非分明不要被小人所矇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