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後期的帝王當中，罕有英明睿智之主。唐德宗李適就是一個這樣的人物。他出生於唐明皇治下最繁榮的天寶元年，卻在14歲那年遭遇到了安史之亂，連自己的母親都在安史之亂中失蹤了。

在苦難中成長起來的帝王，可能應該更加顯明。但唐德宗不一樣，這位帝王並沒有感受到自己身上的擔子有多重，卻把個人存亡視為第一要務。李適即位後，面臨的是一個藩鎮割據，閹黨亂政，大臣們黨爭不斷的朝局。並不比崇禎後來好多少。雖然在歷史上，唐德宗的評價並不算壞，但此人還是五行缺德，唐德宗這個廟號，就是對他一生精確的詮釋。

唐德宗推行的兩稅法新政，被視為一大創舉，但這實際上是唐德宗為了解決自己手頭不足的問題，想出來的下下策。面對藩鎮割據的局面，朝廷的收入入不敷出，只有將地稅和人頭稅確定下來，一年上繳兩次。這算是一個創舉，但在那個動盪不安的年代，此舉只能加重百姓的負擔。

唐德宗對大臣幾乎沒有好感，對藩鎮也無可奈何，只對宦官委以重任。面對世襲罔替的藩鎮集團，唐德宗雖然痛心疾首，但也毫無辦法。對藩鎮的削弱，讓唐德宗成為了唐朝歷史上第四個逃離長安的帝王。

唐德宗決心建設一支屬於自己的軍事力量，但統帥卻交給了宦官。這是唐朝歷史上宦官的巔峰時期，掌握著唐帝國僅有的核心軍力。但此人最為受人詬病的，是他對錢財的無盡追求。

在唐德宗統治的中後期，唐帝國的苛捐雜稅實在讓天人公分，各種稅目品種繁多，讓百姓苦不堪言。為了斂財，唐德宗甚至縱容宦官在市場上公開搶奪，簡直跟強盜無異。韓愈的貶謫，白居易的《賣炭翁》都跟此有很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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