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北宋·汪洙·《神童詩》

汪洙九歲時便可賦詩，被稱之為“神童”，其父汪元吉則曾得到過王安石的賞識，從而被推薦給了時任轉運史，負責了明州府司法參軍的事務。不過汪洙在科舉路上走得並不是很順，一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才取得進士。

眾所周知，在古時候，重視門第，魏晉南北朝時期重要的選官制度——九品中正制，雖說是由特定官員，按出身、品德等考核人才，但實際操作往往有出入，出身成了為官的主要因素，並且門第婚成了南北朝時期在士族門閥中盛行的婚姻習俗。

科舉便是在這樣的歷史前提下應運而生，誕生了“寒門貴子”這個詞，平民百姓階層也有了上升的機會。科舉真正成型則是在唐朝，唐朝開國皇帝李淵於621年詔令“諸州學士及早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里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複，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

唐朝科舉不分世庶，向全社會開放，寒門貧士透過科舉走上仕途，並且官至宰相，也大有人在。武舉則是出現於702年，彼時是女皇武則天當政，而應武舉的考生是來源於鄉貢；唐玄宗時，詩賦成了進士科主要的內容。

而北宋既沿用了前朝的科舉制度，也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了重大的改變，如唐代科舉考試有兩級，宋初承襲其制，但宋代進士分為三等：一等稱進士及第；二等稱進士出身；三等賜同進士出身。

1015年，北宋的皇帝宋真宗設定謄錄院，便是派專人抄錄殿試的卷子，以防止閱卷官識別出考生的字跡。眾所周知，北宋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對讀書人是非常尊敬的，並且定下了“不殺士大夫”的規矩，在宋神宗年間，北宋著名的文人蘇軾便身陷烏臺詩案，險些性命不保，最終便是因趙匡胤的規定而保住了一條性命。

雖然到了明清兩朝，抨擊科舉制度的讀書人越來越多，但主要是反對八股文，在北宋年間，科舉制度維護了社會穩定，有利於凝聚民心，“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便是出自宋真宗趙恆的《勵學篇》。

其中道理很簡單，科舉是普通人往上爬的機會，而保證科舉公平、公正尤為重要，老百姓們有了盼頭，也有了發揮自身才能的平臺，自然就不會攻擊朝廷。

另外，北宋還透過科舉制加強集權，這裡要特別說下王安石，宋神宗年間，王安石進行改革，也對科舉進行改革，廢詩賦考經義，後來元、明、清三朝也由王安石用《三經新義》、《字說》等統制學校、科舉而開其先河，並且明清的“八股文”就是直接從王安石制定的“經義”演化而來。

而大家也清楚，北宋朝廷重文輕武，趙匡胤當上皇帝后不久就發生了“杯酒釋兵權”，並且歷來功高蓋主的往往是手握兵權，惹皇帝忌憚，文人倒不具備有“攻擊性”。為了使皇位穩固，北宋的皇帝重視文人，也重視從中下階層汲取人才。

不過當文人擁有了足夠大的話語權，朝堂的情況也就發生了大的變化。儘管文人的轉型提高了北宋官僚的整體素質，士大夫與皇帝共論天下事，但同樣滋生了事端，主要是文人重理論，吸收的知識廣泛，可以說得頭頭是道，但實際應用起來，卻造成了很大的出入。

被文人壓制的武官，掌握少的話語權，並且不及文人墨客能說會道，因此北宋的軍事實力並不突出，到了後期就呈現出了鬆懈的境況，許多安排都形同虛設，最終，“靖康之恥”發生，但在這個時候，只會動嘴皮子的文臣幾乎無法抵抗，毫無應對之策。

北宋的科舉有其可取之處，原本也是有利北宋的發展，但隨著時代的變化，很多東西也都出現了不同往常的結果，這大概是北宋的統治者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