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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懷柔轉年遺址，位於懷柔寶山寺鄉轉年村西、白河西岸第二階地上。懷柔轉年遺址發現有典型之細石器、打製石器。陶器種類有筒腹罐和盂等殘片，以夾砂褐陶為主，火候不勻，質地疏鬆，陶土中含有大量石英顆粒，顏色不純，有些陶胎呈黑色，似未燒透。位於北京左近的幾個早期陶器時代遺址，以河北陽原於家溝最早，其次為北京門頭溝東胡林遺址，再次為河北徐水南莊頭，最後為北京轉年。近年，北京房山區鎮江營遺址文化層下部，發掘出公元前7000年至前6000年的陶器時代早期遺存，被稱為“鎮江營一期型別”。

筒腹罐

遺存發現若干素面陶器，如紅陶雙耳壺。石器多以河卵石打製而成，亦屬於舊石器時代。甘肅慶陽教子川十里坡底遺址出土的陶器，與晚更新世動物群遺骸共存於同一地層，該地層中的鈣質結核測定的年代為距今25290±500年（待驗證），如果年代檢驗核實，那麼這就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的陶器。上述陶片發現於自然沉積地層之中，均為紅色，除一塊較大且略顯器皿形狀外，其餘多為5釐米×8釐米或3釐米×4釐米左右的碎片。

紅陶雙耳壺

慶陽教子川十里坡底薩拉烏蘇組剖面，有上、下兩層產陶片：底部礫石層中的陶片有的含砂，部分砂粒較粗呈礫狀，成分為石英，製作粗糙。陶片厚0。7釐米至1。2釐米，內壁凹凸不平，表面有劃紋和繩紋。貝丘遺址貝丘是遠古先民在河湖海沿岸的一種居住遺址，特徵是留存了大量古人食剩、拋棄的貝殼堆積日本稱為貝冢。貝丘廣泛分佈於世界各地。所含貝類基本上分為海生和淡水兩大類。有些墓葬中還發現貨貝（就是黃寶螺）等，幾千年前，先民便已廣泛利用貝類用於飯食、器物或貨幣了。

貨貝

華夏貝丘遺址南起兩廣沿海一帶，北至遼東和山東半島內陸河畔具有代表性的遺址，有廣西南寧桂林、柳州一線（邕江流域）以及廣東諸貝丘遺址。在長達幾千年連續堆積的華夏貝丘遺址中都發現了在上述早期陶器之後存在著類似的遺存，證明了華夏陶器時代第1期的持續發展和多元性、繼承性。廣東佛山禪城區河宕村的貝丘遺址，面積達一萬平方米，發現三層的文化遺蹟：中層有火燒土硬麵、遺物和墓葬51座；下層為貝殼層，有密集洞穴遺蹟、遺物和墓葬26座。

邕江流域

遺址中下層的年代距今3600年至5700年，出土了一大批陶器、玉器、骨器、石器等，有上萬件印紋相當豐富的幾何陶片。它證明了幾千年前佛山先民在陶器時代生活的延續性。廣東高明市西北角的古椰遺址，可分為7層。陶器以夾砂繩紋陶為主，灰或灰白泥質陶的比例有所增加，器型有釜和泥質圈足盤等。第7層為黑灰色黏土，含大量木塊、樹枝條和少量陶片、果核、碎骨等。第3至7層的陶器具有明顯差別，表明本遺址的文化遺存具有分期的延續性。泥質陶主要是圈足盤、缽等。

yu‘qi

文化遺存分4個階段，分別與水田區的第3、5、6和7層相對應。第一階段的陶器均出自水田區的第7層，可復原的陶器為陶釜和帶腰沿的陶缽等。陶釜為夾砂陶，敞口，球腹，頸腹結合處有一週明顯的抹痕，腹部施垂直或左上至右下的繩紋和橫向的弦紋或右上至左下的篦劃紋，這些特點非常明顯，在本遺址陶器上貫徹始終。第二階段為水田區的第6層，器型有罐、釜、缽、缽形釜、圈足盤等。其中罐的變化不明顯，但器型較第一階段豐富，圈足盤內壁多見放射狀的刮彩，圈足也多有鏤孔。

圈足盆

第三階段為水田第5層和坡腳區的第8層，可復原器物2件，最突出的特點是開始出一定數量的盤口器，同時也出有鏤孔圈足盤，但數量很少。第四階段以第3至4層和山崗坡腳區的第6至7層為代表，陶器的器類趨於簡單化，主要以夾砂的盤口釜、罐類為主，少見其他器型，但第四階段出土的較多石器，與前3期有較大的區別。另外，人工製品中首次發現一定數量有加工和使用痕跡的木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