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既是揭露事實，又具補偏救弊的社會關懷，這是王陽明的立言宗旨。徐愛認為古人分開說知行可以知行的先後順序，比“知行合一”的提法指導學者下功夫更有效。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王陽明不認同徐愛的觀點，他認為古人講知行分開說是面對現實的因材施教。

因為現實中知行割裂的現象比比皆是，分為兩種情況：知而不行和行而不知。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陪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

王陽明認為行而不知是“冥行妄作”，針對這種人的功夫是知：他認為知而不行是“揣摸影響”，針對這種人的工夫是行。所以將知行分開說只不過是“補偏救弊”的說法，目的是始這兩種人從知行不一達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王陽明認為今人誤解了古人的意思，只看到了古人說話的字面意思，沒有看到古人之立言宗旨，只按照字面意思去做，將知行分成兩件事下功夫，先去求知，等到獲取真知之後再去行。王陽明認為這樣做會引起嚴重的後果，因為真知必須在行動中獲得，不去行動則永遠無法獲取真知，假如沒有真知就不去行的話，則會造成終身不行的嚴重問題，終身不行同樣意味著終身不知。他認為這種將知行割裂的認知途徑，無法獲取真知，也無法實現真行。

“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的目的在於解開今人對於古人認識論的誤解，解決今人因知行割裂造成的問題。“周松柏先生則認為，王陽明‘知行合一’說的提出，是中國古代哲學史知行’範疇發展的一個必然環節，有其原因和理論基礎，而更主要的是應時代需要而產生；此說之所以能在明代中後期的社會實踐中發生重要作用，就是因為其在倫理道德領域具有不可移易的超時代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