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十三年的盛夏，對於詩人杜甫而言，是終身難忘的跌宕開始。這一年，盛唐猶如朝露，尚存餘溫。這一年起，李唐王朝一朝跌落，從此再不可翻身。帝都的華彩樂章不知疲倦地粉飾著太平，一尺之外一牆之隔的哀鴻遍野、滿目瘡痍，卻早已深深驚慟了詩人的眼。杜甫並不知道，此刻的驚怒將在下一刻全全化為悲憤。

這位在長安客居十年的儒家子弟，一生最大、最天真的願望曾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可是，十年的寄人籬下，四十四歲的他等到的，卻是三月烽火，山河國破。《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萬千的後人記住了巨大的貧富懸殊、尖銳的階級矛盾。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可很多人並不知道的是，這首詩的結尾，還隱藏了一位中年老父親最難言的愧疚：

入門聞號啕，幼子飢已卒。

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

剛剛得到官職任命，剛剛重逢至親的杜甫，在進入家門的那一刻，目光所及、耳畔所聞，妻子用淚眼呈上兒子留給父親的訣別禮。杜甫最小的孩子，因貧病交加，活活被餓死了。此時此刻，此番打擊，或許換個詩人，王維遇到了便皈依佛門，李白遇到了便歸隱而去，可是，是杜甫遇到了。

從開元到天寶，他遇到過驪山華清宮逍遙的帝妃，遇到過暴屍荒野無人掩埋的白骨，遇到過恬不知恥邀功請賞的豪門與高官，遇到過萬千如他這般、無處安身的寒門。還記得那首《望嶽》嗎？寫詩的時候，是盛世；登山的時候，有壯志。可如今，盛世之音非盛世，壯志必酬已未酬。

多少年來，杜陵的杜子美一直渴望著像姓氏傳統那樣，做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儒生。可命運從不垂青他，安史之亂前，他做了四十四年的布衣，寫了四十四年的理想主義。終於四十六歲他換上官服，迎來的卻只剩連綿的征戰與逃離……讀書人歷來的普世觀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可於杜甫而言，他在亂世中的為官之道，卻是逆流而上。

他說：我尚且因這低微的一官半職，免去了賦稅徭役，享受著作為讀書人高人一等的權益。我都如此不幸，更何況那些無所依靠的百姓平民。我又能為他們做什麼呢？我，又能為國家做什麼呢？杜甫的困惑，無人能解。直到千百年後，我們稱他為詩聖，稱他的詩為詩史。

是啊，盛唐，人人都可歌頌；可盛唐的毀滅，卻只有杜甫敢下筆。

只一出三吏三別，便寫盡再不見華美、再不見夢幻的沉重與真實。《石壕吏》裡，杜甫這樣寫：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

室中更無人，唯有乳下孫。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

怎麼辦，官吏又來徵兵。我的兩個兒子戰死了，我只剩下了這個孫子。實在不行，我隨你們去吧。《無家別》裡，杜甫這樣說：

存者無訊息，死者為塵泥。

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

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

人生無家別，何以為烝黎。

怎麼辦，戰後歸來只剩我。活著的人沒了訊息，死去的人又能去哪裡。我想念我的父母，可我連作子女的義務都沒有履行。如今，還有什麼意義呢。活著，卻無家可歸。

在史料裡，安史之亂前，唐朝僅僅長安便百萬人，全國總人口5288萬。安史之亂後，全國只剩不到兩千萬人。三千多萬的亡魂，有多少埋在了黃沙下，又有多少餓死在了貧民窟。有多少客死異鄉，又有多少生不如死卻苟延殘喘。

有人說，杜甫的真正使命並不是他所憧憬的那樣，奉官守儒成為一代名相。恰恰相反，他的使命是做一位苦難的偉大見證者。他的懷才不遇、他的窮病交加、他的終身困苦，都加重了他對苦難的理解。可在苦難中開出的花，卻是他永恆不變的愛：志矢不渝的忠君愛國，不離不棄的關照家庭，推己及人的憐憫眾生。

最終，這一切寫就他的時代之音。也正是這跌宕的時代，完結他未完結的夢與人生。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昔日裘馬也輕狂，今朝只能，夢迴洛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