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農氏在嘗百草的過程中，識別了百草的特性和功效，教化先民食用不同的草藥來治療不同的病症，所以後人奉神農氏為中醫藥的祖師。同時，

“神農嘗百草”也成為原始的藥物臨床試驗的象徵。

“神農嘗百草，中華醫藥興”，這雖然是傳說，但是“嘗百草而醫藥興”，這大抵是符合人類認知發展的歷史邏輯的。“神農嘗百草”的傳說雖然是東方的，其內涵卻可以代表全人類。“嘗百草”的先民一定不僅只是一位黃面板的華夏先祖，而是很多位各種膚色的“神農氏”。

2。原始社會的先民們依靠從自然界尋找現成的食物充飢。可以想象，他們在食用採集來的野菜、果實時，可能會吃到一些有毒的植物而發生嘔吐、腹瀉等症狀，甚至導致昏迷和死亡。另一方面，在樣本量足夠大的背景下，也必然會產生一些反面的案例。比如，某個腹瀉的人，無意中吃了某種植物，腹瀉就緩解了；或者昏迷中的人吃了某種野果後就變清醒了。由於受到生產工具和技能的限制，早期的食物必然是以植物為主，後來人們逐漸學會了狩獵和捕魚，進而又增加了對動物類食物的應用以及特性認知。

天長日久，人們就逐漸積累起來一些經驗：哪些東西可以吃

；哪些東西不能吃

；

哪些東西可能導致中毒

；

哪些東西又可以起某種治療的作用。這大抵就是藥物最早的起源。

關於藥物起源的歷史邏輯推演，反映了三個基本認知。

第一個認知是

“食藥同源、藥源於食”。人類因為對食物的生理感知和反應，發現某些食物具有某種治療的功效，而且無毒，從而形成了“藥物”的概念和認知。

第二個認知是

“植物是人類最早認識到的可以治病的食物”。“藥”字從“草”字頭，中國古代稱藥物為“本草”。“藥”的英語是“drug”，原意是指乾燥的草木。這表明無論東西方，人類最早使用的藥物均來自植物。事實上，歐洲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裡也都是一些基於經驗的植物藥。現在的西醫、西藥都是歐洲走出中世紀以後的事情了。

第三個認知是

“關於認知的認知”。人類從開始“識藥”到學會“用藥”的過程，反映了人類邏輯思維發展的歷程。透過無意識的飲食而發現藥物的存在，是一種從特殊到一般的的歸納邏輯，進而用識別出來的藥物去治療一些對應的病症，這又是從一般到特殊的演繹邏輯。

從已經發生的事情的回顧中總結經驗，歸納規律，並應用到實踐中去，這是人類認知思維的一大飛躍，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大步。不要小看這一點，懵懂初開的先民，正如蹣跚學步的幼兒，能做到這點已經非常不易。但是到此為止，還不存在藥物臨床試驗，直到

“神農氏”的出現。

3。我們的先民以無數人參與試錯甚至以付出生命為代價，發現了食物的藥用功效和毒性，逐漸積累起了對藥物的原始認知，進而把藥物從食物中漸漸分離出來，形成了一個獨立而具體的概念。

有了

“藥物”這樣一個明確的概念，漸漸地，就開始出現了“神農氏”這樣的人。他們承擔起主動尋找和確證藥物的責任，以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以身試藥，將一些具有某種功效而無毒的植物甚至動物等以藥物的名義固定下來，並且按照用途予以分門別類，用於治病救人，形成了最早的傳統藥學和傳統醫學。

這個主動尋藥、證藥的過程，也就類似於現在藥物研發的過程了。而

“神農氏”們的藥物研發手段就是“嘗百草”，親身去體驗百草的價值和毒性。這些“神農氏”們既是新藥研發的研究者，又是志願者

；

既是臨床用藥的藥師，又是醫生，他們集四大角色於一身。

“神農嘗百草”實現了把觀察的主體從被動轉向主動，把觀察的方向從往回看轉到向前看，走出了藥物臨床試驗的第一步。符合藥物臨床試驗的基本定義，即在人體（患者或健康志願者）中進行以確定藥物療效與安全性為目的的研究。因此，“神農嘗百草”就成了原始的藥物臨床試驗的象徵。

然而，這種以身試藥的行為本質是一種觀察試驗法，更大意義在於對安全性的證實，而對有效性的判斷是有問題的。最根本的問題就在於，在原始先民們有限的邏輯思維裡存在一個基本的邏輯推斷：如果嚐了一種植物，然後病症好了，那麼就認為一定是這種植物在起作用，也就是說，這個植物對此病症有療效。

事實上，今天的我們很容易看出，這個邏輯推斷若要成立，則隱含了兩個預先假設。第一個假設：如果不吃藥，病症就一定不會好，或者一定會惡化。如果不吃藥而病症能自愈，那麼就不能證明吃藥和病癒之間有必然的因果關係。第二個假設：如果吃了藥，病症卻沒有好，就說明藥一定無效。如果吃了藥而病症沒有被治好，或者沒有在有限的時間裡迅速見好，就不能證明藥物的有效性。

今天的我們可以比較容易地識別出這兩個假設，但是以我們原始祖輩的智慧，卻並不足以發現，更遑論解決了。而人類關於這兩個假設的認知以及解決辦法的探索，正是一條臨床試驗科學方法發展的智慧之路。這條路一走就是一千多年，走出了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

為什麼要開展兒童藥物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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