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陝西延榆綏道臺顏伯燾倡議刻制了一塊“官箴”石碑。

石碑上鐫刻著36個大字：“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意思是：衙吏不是懼怕我的嚴厲，而是懼怕我的廉潔，庶民不是順服於我的才能，而是順服我的公正；公正，庶民則不敢怠慢，廉潔，衙吏則不敢欺瞞。公正產生嚴明，廉潔產生威信。

顏伯燾將這塊石碑立在衙門裡，用以自律和告誡下屬。如今，這塊石碑還被儲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館。大家如果有機會，不妨去觀摩一番。

我們現在來讀這塊“官箴”石碑，依然能夠感到撲面而來的凌然正氣，油然而生欽佩之情。我們一定在心裡判定，這位顏伯燾是個清正廉潔的好官！

然而，我們透過旁觀者的眼光來看顏伯燾，似乎與“清正廉潔”幾個字有很大的差距。

顏伯燾是廣東連平元善鎮人，字魯輿，生於1792年。顏伯燾出身官宦世家。他爺爺顏希深做過雲南巡撫；父親顏檢是清朝中期頗為名望的官員，還做過直隸總督、漕運總督。顏伯燾18歲考中舉人，22歲考中進士，隨即進入仕途。

在翰林院編修的職務上熬了幾年後，於1822年外放陝西延榆綏道。這是顏伯燾第一次出任地方官，躊躇滿志之下，有了那塊“官箴”石碑。或許那時候的顏伯燾，的確是想做一名清正廉潔、造福鄉里的清官。

然而，到了清朝官場這口大染缸裡，任何人都不能“出淤泥而不染”。顏伯燾怎麼能例外呢？

與祖父輩一樣，顏伯燾的官場之路走得比較順暢。之後，顏伯燾歷任陝西督糧道、按察使，甘肅、直隸布政使，陝西巡撫，雲南巡撫兼署雲貴總督，閩浙總督等職，官至掌管數省軍政民大權的封疆大吏。

1842年，顏伯燾因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戰事失利，被清廷以“未能進剿”之罪，革職職務，打回原籍。顏伯燾返回故鄉廣東連平，經過福建漳州。當時在漳州做官的張集馨，以旁觀者的身份，對顏伯燾的“榮歸故里”盛況進行了記載：

“前帥（顏伯燾）回粵，道經漳城（漳州）。二月杪，縣中接上站差信，預備夫馬供張。至初一日，即有扛夫過境，每日總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餘與英鎮迎至十里東郊，大雨如注。隨帥兵役、抬夫、家屬、輿馬僕從幾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頓，酒席上下共用四百餘桌。師有親軍營三百人，感恩護送回粵，沿途皆須酒飯犒勞，是以酒席數多。”

“將至城邊，見帥眷輿過，餘將轎立於道旁，見大小轎十餘乘，每轎皆夫四名，轎前則戈什哈引馬，轎旁則兵役八名，每轎皆然。雖僕婦使女之輿，未嘗不然。”

透過這兩段記載，我們能夠了解到如下資訊。

一、顏伯燾攜帶的金銀細軟、行李輜重太多了，光是挑夫，每天就需要六七百人，從初一至初十，整整走了十天。算一下，顏伯燾至少請了六千名挑夫為他搬運財產。這些財產，有多少是顏伯燾在幾十年官場生涯中搜刮的民脂民膏呢？

二、顏伯燾的隨從人員浩浩蕩蕩，竟然達到了幾千名之多。由於人數太多，漳州方面招待時驛站與旅店都安排不下，只得住進考院。吃飯時，每頓飯要安排400多桌酒席。

三、顏伯燾家眷們的排場也很大，她們乘坐10餘乘轎子，均是四抬大轎，還安排了8名士兵隨身護衛，連僕婦使女的轎子都是如此，相當拉風。

按照清朝官場慣例，顏伯燾做過閩浙總督，這麼浩浩蕩蕩的一支隊伍經過漳州，漳州地方官自然得出面接待。顏伯燾在漳州歇息了5天，當地的招待費用達到了1萬多兩銀子。對於一個並不富裕的州縣來說，是一筆沉重的負擔。

後來，為了填補招待顏伯燾留下的鉅額虧空，當地不得不“裁汰一千二百名鄉勇，以其糧餉彌補”。這就是說，用地方鄉勇的糧餉，來為顏伯燾的招待費買單。

令人意外的是，顏伯燾在清朝官場上的名聲並不壞。連《清史稿》都誇他：“伯燾累世膺疆寄，嫻習吏治，所至有聲。”所以，沒過幾年，到了咸豐皇帝即位後，1854年，朝廷又將顏伯燾召了回去，繼續做官。

【參考資料：《官箴古今談》《清史稿》《道鹹宦海見聞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