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是人類歷史公認的中華民族的第五大發明，自隋煬帝設定進士科以來，中國的科舉制不斷深入發展，寒門學子透過科舉走入廟堂，巧妙地解決了中華民族的階級固化問題。而與科考相伴而生的就是科考舞弊，針對這個問題，歷朝歷代對於科考的公平和真實都有相當高的要求，對於科考頂替、舞弊等造假問題完全零容忍。

早在科舉初行、階級相對固化的唐代，人們還都比較重視資歷和門第的問題，平民考取功名爭取走進上層社會的思潮還未盛行，但是那時就有假冒士族參加考試的科考頂替的情況發生，有文記載“冒籍竊資，邀勳盜改，作偽資蔭者”。

同時，早期的唐朝考試其實不太注重公平。考生考場前還要給名公巨卿投遞詩文，這給“鑽空子”以巨大空間，安史之亂後，唐朝政府檔案丟失嚴重，科考造假問題橫行。

時間來到宋代，受“選擢拔俊”思想的影響，在科舉的公開程度上做出了更大的努力，發明了“解額制”來平衡當時各省間不夠公平的應試名額，又發明了“糊名制度”和“謄錄制度”，考出來的卷子讓別人重新抄寫，又把名字糊住，改卷人根本不知曉考生的名字。人們對於科舉的熱情水漲船高，隨之而來的，是為了追名逐利而進行的科舉頂替、舞弊事件越來越多。

宋初趙匡胤在召見被錄取進士時發現這年被錄取的進士中有兩人結結巴巴、詞不達意、文不對題，當場便發怒將二人罷免，當是時，門外登聞鼓響起，一位名為徐世廉的落榜進士舉報這年考試的主考官李昉徇私情，未能公平對待所有考生。

趙匡胤聽後對情況進行查證並且重新親自監考閱卷，對這年的進士重新稽核錄取，而原錄取人員中的近三成紛紛落榜，朝野上下一片譁然，趙匡胤盛怒下將當年的主考官進行罷免和貶黜，同時為了避免考官徇私，著重對殿試進行調整，不論是何等級的考試，皇帝都要親自主持殿試來授予名次，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科考造假的現象，正式確定了三級制，也因此被沿用。

到了明朝，科舉對平民百姓的影響越來越大，同時也滋生了更多的科考造假事件，政府對此也做出了更多的限制和懲罰。弘治十二年，著名的唐伯虎考場舞弊案，唐伯虎與徐經相識，二人皆是風流才子，奈何放浪形骸囂張恣意，到處宣揚自己必高中且毫無避諱的出入主考官府邸，唐伯虎是否作弊已不可考，但是明朝政府對於科舉造假的嚴格，使得大明才子的前途徹底斷送。

嘉靖二十三年，時任內閣首輔的翟鑾在其子參加當年的科考時將名次由第三提為第一，隨後被人揭發，皇帝震怒，從鄉試開始對涉案考官進行調查，最終被貶黜或入獄，無一倖免。

一直以來晚清時期的政府都因其極度腐敗而遭人詬病，雖無法脫掉這個腐敗的“帽子”，但對於人才的選拔，卻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要嚴苛，以至於

《清史稿》有云：“有清以科舉為掄才大典，雖初制多沿明制舊，而慎重科名，嚴防弊竇，立法之周，得人之盛，遠軼前代。”

清代頒佈有《欽定科場條例》對科考的具體要求做出了制度方面的規定，針對科考造假舞弊，有著非常嚴苛的規定：“考官士子交通作弊， 一應採名受賄聽情關節中式者審實將作弊之考官並夤緣中式之舉子處斬俱立決。”

1657年，一場鄉試的考場中有這樣奇怪的一幕：各位考官紛紛在考場上翻閱試卷，左手邊都放著一張寫著許多名字的紙，考官們依照紙上的名字，翻閱並找出試卷另放一個位置，找出後在紙上做出標記，直至找全名單，最終發榜，榜單上的姓名赫然與考官當時左手邊紙張上的如出一轍，恍然間，原來一切從考官拿到那張紙時都已註定。

考生們是不服的，當然不服，同是十年寒窗，怎麼能服，眾人萬般無奈下集體到文廟哭訴，這般情景引得順治帝關注到這些人，令人徹查，主考官李振鄴、張我樸等人居然無視禮法公開受賄！涉案人員共六人，其中有考官李振鄴、陸貽吉和蔡元禧三人，進士項紹芳、田耜、鄔作霖三人。為此案中主要犯案人員，最終順治帝一聲令下，六人紛紛人頭落地，不僅如此，與此案有所牽涉其它108人均被流放。

同一年，江南主考方猷、錢開宗在順治帝萬般警告要“敬慎秉公，倘所行不正，決不輕恕”的情況下仍然因聯宗的緣故取方章鉞為舉人，這般行徑自然犯了大忌，最終二人被斬首示眾，同為考官的十八人，全部處以絞刑，而涉嫌科考造假的考生方章鉞等八人均被流放。

康熙五十年，仍舊是江南，由於金榜題名者多為鹽商子弟而被質疑其結果，在調查此案時，吳泌、程光奎等榜上有名的考生居然文理不通！這簡直是知法犯法！最終案發後涉案主要考官趙晉、王曰俞等人收受賄賂被證實，最終被斬首示眾，而涉案考生吳泌、程光奎二位主要犯案考生被處以死刑。最終涉案人員無一倖免，而為了警醒官場，加強監督，對於此次事件中失察的兩江總督噶禮，江蘇巡撫張伯行都因失察而被解任。

寫滿小抄的襪子

《大清律例》規定：“鄉會試考試官、同考官及應試舉子，有交通囑託、賄買關節等弊，問實斬決。”

雍正十年，一場大案蠢蠢欲動，翰林院侍講學士俞鴻圖任許州主考官，不曾想在考試時，俞鴻圖的妻妾居然與僕人勾結，利用給考生送取衣服的空隙，將答案附在衣服中，再令僕人將帶有答案的衣服送給收取過錢財的考生，此舉震驚朝野，俞鴻圖是否知曉此事不做追究，但是俞鴻圖最終被處以腰斬，當年對於俞鴻圖有這樣一句判詞“俞鴻圖外示嚴密，實則縱容妻妾與僕人，內外勾結，科考舞弊，收取大量賄賂等若干罪行”。俞鴻圖腰斬示眾，可見清朝科考要求的嚴格，甚至我們時常唸叨的和珅，那樣一個大貪官，也不敢拿科舉舞弊的考生的錢，可見朝廷的重視程度。

清朝嚴肅科考風氣，在人頭滾滾中立下嚴格的科考規矩，誰知咸豐八年，又有一批出頭鳥人贓俱獲，順天鄉試案，主考副考雙雙收取賄賂替人換卷，幫自己的孩子帶答案進場。最終因為馬失前蹄全部被斬首，涉案的主考名為柏葰，一品大員，但卻因為一念之差成為清史上因科考而慘死的職位最高的官員，可悲可嘆。

數十年培育出來的一品大員，必然才能出眾，不可多得，可以想見，皇帝必然惋惜這冗長歲月中的君臣之情，勞心勞力培養的得力干將，卻因為參與科考案人頭落地，清朝皇帝對於肅清科考風氣的決心可見一斑。

雖然清廷腐敗“遠近聞名”，中華民族也由於其極度的腐敗而大難臨頭，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清朝對於清明科舉制的決心和清朝歷任君主肅清朝野上下的耐心。當然了，清廷的腐敗來自於“捐納”，就是給錢拿官名。比如張作霖就給自己的兒子張學良買過一個六品的官。這是嚴重影響官場公平的，但是科考畢竟被視為正途，社會地位還是在的。

從科舉制到解額制再到《欽定科場條例》，我國曆史上對於科舉制做出了不斷的完善，尤其到清朝，更是將科舉制的細枝末節作出更加嚴格的規定以確保人才選拔的公正，科考舞弊者，上至朝廷命官，下至應試考生，都是科舉制度弊端的現實表現，也是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但是科舉之本身的優點卻不可替代，我們能做的，就是將這項制度不斷的完善，不斷的深入，對破壞制度施行的人員進行強硬的懲罰，以保證制度的有效施行。

科舉是人才選拔的根，只有清澈的人才選拔制度，才是清理世間一切汙泥的活水。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