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和古代希臘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明模式。先秦時期的中國的政治制度是世襲的君主制，自大禹開始都是“家天下”。國家靠血緣為紐帶的宗法系統維繫。同時還有一套複雜的，用於規範社會秩序的禮樂制度。先秦的國體是分封制，國家有內服和外服兩部分，內服由天子直管，外服是天子將國家分封給諸侯，諸侯也是世襲的，在自己的領地內有很大的獨立自主權。

古希臘則是另外一種迥然不同的樣式。古希臘地理範圍以希臘半島為中心，包含小亞細亞沿海地區、義大利南部地區。公元前8世紀進入城邦時期，到前4世紀是邦文明全盛時期。古希臘文明最多有數百個城邦，各城邦各自為政，互相獨立。

上圖_ 柏拉圖（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是古希臘偉大的哲學家

柏拉圖將古希臘城邦有五種政治形態，民主制、貴族制、僭主制、君主制。民主制的城邦代表有雅典。城邦權力歸全體公民。執政官由公民大會選舉而出。後來又有公民大會選舉出的五百人大會，作為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

貴族制城邦國家由貴族集體領導，但是貴族受公民大會的制約。例如斯巴達，斯巴達的統治者由兩個家族產生，但是形式上受人民大會監督。國家還有長老會議和監察官限制王權，長老會成員和監察官也是由貴族出任的。

僭主制則是原先的民主制國家中，軍政領導人不經公民大會授權或其他的合法程式而僭取國家權利。亞里士多德認為，這並不算一種政體，而是一種非正常的國家狀態。

上圖_ 亞歷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7月20日—前323年6月10日），馬其頓王國國王

古希臘也有君主制城邦，後來統一希臘、稱霸世界的亞歷山大大帝，就是一個馬其頓的君主。

除了君主制城邦之外，其他四種制度都可以稱為共和制。古希臘的共和制城邦被認為是西方現代政治制度的濫觴。那麼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形成這種共和制城邦呢？中西為何走上兩條迥然不同的發展道路呢？

上圖_ 古希臘版圖

源頭：原始社會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要追根溯源，從古希臘共和制的起源開始考察。古希臘的共和制起源於原始社會的民主。在原始氏族公社時代，私有制還沒有產生。部落里人人平等，存在著天然的民主土壤。部落的首領也是由部落成員推選而出。

這一點中外沒有什麼差異。中國古籍中流傳著上古時期唐堯虞舜退位讓國的故事，就是原始社會氏族部落里民主制度留在傳說中的印記。

上圖_ 堯（約公元前2188—公元前2067年），帝王，古唐國人（今山西臨汾堯都區）

分化：經濟基礎

但是在原始社會結束後，中西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有了剩餘，有了私有制，就有了兩極分化，原始的公有制社會就走向瞭解體。

在中國，部落的首領憑藉著傑出的才華、崇高的人望和赫赫功勞獲取了對整個部落公社的控制權。公社的公地名義上還是公地，但實際上成了首領的私產。即馬克思所說的，以土地“公有”或“國有”為表象的“國王和官僚所有制”。部落共同體中，作為單個的人沒有了土地，而部落共同體的領袖擁有了全部的土地。“國王是國中全部土地的唯一所有者”，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而其他人是無土地者，亞當斯密說“財富就是權力”，沒有土地，沒有財富，也就意味著沒有權力。普通的部落成員成為了國王的臣僕，所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上圖_ 古希臘帕特農神廟

而在古希臘，情況則有所不同，古希臘在原始社會後期，公社的土地被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是公有地，給公社支配，另外一部分則被分割，每個小塊是部落成員的私有財產。在這種情況之下，每個人都是私有者。馬克思指出，這種公社制度的基礎，“即在於它的成員是由勞動的土地所有者即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民組成，也在於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民的土地性是由他們作為公社成員的相互關係來維持。”部落裡，人人都是私有者，大家錢財差不多，故而誰也不服於誰，沒有中國那種統攬一切的超級英雄，也更沒有英雄建立的王國，而是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共和制城邦。

中國的生產方式，被馬克思稱為“亞細亞方式”，古希臘的方式，則被稱為“古典生產方式”，正是兩種生產方式的不同，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政治體制。

上圖_ 大禹時代 禹貢九州圖

兩種不同道路的原因

產生兩種不同生產方式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自然環境的不同。

中國幅員遼闊、疆域廣大，大江大河縱橫交錯，處於溫帶和亞熱帶季風氣候，適於作物生長。上古先民為發展農業，不惜開展龐大的治水工程，修建巨大的人工灌溉設施。

而對於這樣大規模的公共工程，個人顯然是無能為力的，必須要依靠集體的力量。因此，如馬克思所說，在東方社會”單個人對公社來說不是獨立的”，“正像單個的蜜蜂離不開蜂房一樣”。個體不再是獨立的個體，而只是集體的一個細胞，一個原子。故而就不容易產生西方那種“小私有制”，取而代之的是公社集體的發展壯大。

同樣地，大的工程要有人協同指揮，統一領導，故而就會產生威望極高的領袖，進而成為國王。大禹治水，之後建立夏朝，形成家天下正是如此。

上圖_ 夏朝版圖

而古希臘文明位於地中海東部，零零碎碎地灑落在希臘半島、愛琴海上各島嶼和小亞細亞沿海地區，邊緣延伸到黑海沿岸和義大利南部地區。這些地區多山、沒有大平原。群山把狹小的陸地切割成零散的耕地。沒有大江大河，土地貧瘠，無法大規模種植糧食。只能沿著山地丘陵種植橄欖和葡萄。

古希臘處於地中海氣候，地中海氣候夏季乾旱少雨，冬季寒冷但雨量充沛。也極不適合農業發展。常常造成糧食歉收。希羅多德說：“希臘一生下來就是貧窮哺育的”，據統計，公元前5世紀，雅典最好的年景一年糧食產量不過45萬麥鬥，而雅典的糧食需求就有198萬麥鬥。

正是這種貧瘠的，零碎的土地，使得古希臘缺乏大規模發展農業的條件，難以發展出規模農業，反倒是發育出了一人一小塊地的土地私有制。這樣的經濟基礎無法構成大一統的王國，只能形成小國寡民的城邦。古希臘的城邦，普遍人口只有千人左右，上萬的都不多，像斯巴達那樣40萬人的巨邦更是獨一無二。彈丸大小的城市，一點小事，就有沸沸揚揚的議論，所謂“一個變故就足以讓原有的平衡造成衝擊”，給成員普遍參與政治，形成所謂的民主創造條件。貧乏的農業，迫使希臘人出海謀求生計，發展海洋貿易，又進一步強化了古希臘人的個人主義思想，進一步地促進“民主城邦”的形成。

上圖_ 古希臘城邦分佈圖

綜上所述，古希臘和中國的不同政治體制是為適應不同自然環境下的不同生產方式產生的，各有特色，無所謂優劣之分。古希臘的民主城邦，民主範圍也僅限於城邦公民，對於奴隸而言也是沒有民主的。近代以來，西方中心主義者鼓吹希臘模式是文明發展正途，其他文明形式都是“野蠻”、“愚昧”，無非是為他們的侵略擴充套件提供理論支援。

作者：大獅子 校正/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馬克思、恩格斯 人民出版社 1995

【2】《古希臘民主制度的地緣因素探析》虞崇勝 楊刻儉 雲南行政學院學報 2009。5

【3】《亞細亞生產方式新探》 王海明 東南大學學報（社科版） 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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