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作為有著特殊生理狀態的群體，在明朝的政治舞臺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以往我們提及明代宦官，想到的就是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等權宦的昭彰罪惡。於是我們產生了“刻板印象”，認為明代的宦官大致都是如此：他們擅長諂媚、權謀以勾心鬥角、禍亂朝政、權勢熏天、視朝政為掌中玩物。

那些與他們交往計程車大夫被稱為“閹黨”，這些所謂“閹黨”不是泯滅人性就是道德淪喪，完全失掉了士大夫的風骨。

實際上，這是我們被表層的歷史書寫所矇蔽的結果。在儒家士大夫佔據主流話語權的時代，宦官為惡者往往被大書特書，他們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藉以警戒後人。

綜上所述，典籍中留存的宦官史料也就極少，加之這些史料大部分是鄙夷宦官計程車大夫所編寫，因此宦官一直都給人不好的印象。

其實，關於宦官的善惡並不能憑印象而論，明朝就有一批具有君子風範的“知識型宦官”。

這些宦官受過一定教育，具備相當的知識和較高文化水平，他們接受了儒家士大夫的道德理念和人生信條，並以之為立身行事的標準，故而在政治參與和日常生活中往往有良好的表現，產生積極地效果和影響。

知識型宦官的出現

知識型宦官作為明宮宦官中具有知識的一部分群體，其產生途徑大致可分為兩種。

一是從入宮的宦官中挑選秀美聰穎者接受內書房教育；

第二是一些本身在入宮前就已接受過民間私塾教育，具備較高的知識水平，因為家道中落，貧困潦倒，被迫入宮以求進用。

大體說來，明代知識型宦官的產生從數量和規模上看主要是由入宮的宦官被選入內書堂進而接受專門的教育。

明初朱元璋有鑑於漢、唐宦亂給國家帶來的深重災難，在制度層面規定宦官只能從事宮廷中最卑賤的工作。

自洪武十三年，明太祖透過胡惟庸案廢除丞相後，宦官因為身處內廷，接觸皇帝的機會較多，又無牽涉太多外部關係，故而能夠得到皇帝信任。

洪武后期，一些宦官已經可以擔任外交使節和監軍一類的職務，不過事畢即罷，沒有形成定製，彼時宦官的文化水平也僅僅停留在識字而已。

靖難之役中，成祖正因為有了宦官的幫助，所以能夠成功實施自己的戰略安排，以較小的代價奪取帝位。

成祖即位後，雖也能勤政不怠，但隨著國家事務的日益繁重，由皇帝一人處理數目眾多的奏章已有些不合時宜，成祖於是開始選拔教官，命其在宮中向一些宦官傳授知識。

這些接受過粗略培訓的宦官具備了一定的文化素養，被成祖任命處理一些簡單的政事，這些宦官可以稱得上是由內廷培養的最早的知識型宦官。

內書堂成立

據《明史》記載，宣德時期，“始立內書堂”，由大學士陳山專任教職，教員由翰林官四人充任，成為定製，內書堂正式建立，也意味著宦官教育的規範化和制度化。內書堂作為宦官的教育機構，開始為宮廷輸入源源不斷的知識型宦官。

明代，內書堂又稱內書館、御書館，從實錄和墓誌銘中經常可以發現一些宦官有在內書堂受教育的經歷。

如英宗時，宦官覃昌先是在內書堂受業，又進學於文華殿東廡。

內官監太監閻清於正德四年，選入內庭，“御書館讀書”，趙舉“選內書館讀書，翰林諸先生典教事者，前後凡十數”。

還有內閣大學士沈一貫為司禮監太監田義寫的墓誌銘裡稱田義在嘉靖二十一年，被“簡送內書堂講書”。

內書堂教育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使一部分宦官獲得了知識，明代中後期宦官參與政治局面的形成決定了這些知識型宦官不論是在中央還是在地方都將發揮巨大的作用。

其實，內書堂教育還有更深層次的意義，那就是它承載著士大夫的寄託，透過教育這些將來可能成為皇帝身邊重要助手的宦官能夠“曰入於善而不自知”，透過“化宦”這一手段，來達到“致君堯舜上”的政治訴求。

士大夫對宦官的態度

在朱元璋廢相後，君權不斷強化，明中期以後，由於皇帝怠政等原因，朝臣與皇帝的接觸機會變少，出現君臣懸隔的問題，並且這些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皇帝更信任朝夕為伴的宦官。

明朝計程車大夫始終有著宋代“君臣共治”的美好願景，但宦官在政治參與中權力的擴大，加上皇帝的信任這一現實情況使化“君臣共治”的願景為實際政治局面的可能性越來越低。

基於現實情況，一些朝臣開始改變策略，由“攻宦”變為“化宦”，而內書堂教育就是這一途徑之一，方以智曾有過“宦官亦人耳，既用之，當教之”的言論，就體現出這種策略。

透過內書堂的教育，部分宦官開始接受儒家道德的薰陶和感染，這些接受教育薰染的宦官向那些外臣一樣秉持著儒家的政治和道德信念，在皇帝身旁能夠時時糾正皇帝的不良嗜好，在中央與地方的政治事務中也能夠有所作為。

這正是士大夫因現實所迫，從而將政治理想寄託在對宦官的教化上，希望透過這種方式來補救政治的的積極舉措。

知識型宦官“懦臣化”

明代知識型宦官中的善者在政治參與的過程中，能夠秉持一定的操守，他們不為利益、名譽所困，不論是在朝堂之上，還是出鎮在外，不論是個人獨處，抑或與士大夫交往，都顯示出一定的儒者風範，具有“儒臣化”的傾向，對朝政也起到很好的積極作用。

敢於進諫

宦官雖為皇帝之奴僕，但一些宦官能夠不懼權勢，透過婉轉戲譫的方式向皇帝進諫。成化時期宦官阿醜，就擅長用詼諧的言行向憲宗針砭時弊。

當時汪直權傾朝野，一日阿醜在憲宗面前扮作醉酒罵人者，旁邊有人和他搭配，一開始搭配之人說：“某官來”，阿醜罵如故，又說：“駕來。”阿醜繼續罵罵咧咧。最後搭配者說：“汪太監來矣。”阿醜扮演的罵人者便現出驚懼模樣。

旁邊一人問：“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阿醜回答：“但知有汪太監，不知天子也”。

阿醜此舉並未引起憲宗的反感，或許這種雖然間接但卻通俗易懂的方式，能夠在憲宗皇帝的心裡激起一些波瀾，讓他能夠仔細審視汪直的種種行徑，從而採取相應舉措。

《國朝獻徵錄》記載，在這次表演之後，“自是直寵少衰”，這可能也預示著汪直的最終命運。

阿醜有諸如此類事蹟者還有很多，比如對王越和陳鉞與汪直過於親近的譏諷，對勳戚私用團營兵丁營造宅邸的嘲笑，對公論和公道難行的諷刺等。

積極推動地方文化建設

一些知識型宦官在鎮守地方時，能夠積極地參與到當地的文化建設中去。

如成化年間御用監太監陳道奉命鎮守福建，見當地文獻雖日益繁多，但無地方誌，陳道査明其原因在於：一方面私人無力供應編修通志所需之費用。另一方面，官方雖曾有修志的打算，但主持修志的官員在通志尚未修成之時便已調任。因而修志之事至陳道上任之時也沒有得到解決。

陳道動用各方資源，積極籌備，歷時九年，最終修成《八閩通志》，功莫大焉。

敦重儒術，興學重教

一些知識型宦官不僅自己能夠持身守正，而且還能夠盡己之力匡正地方風氣。

如鎮守陝西御用監太監劉雲，用心地方教育，樹立牌坊，刻石立於學宮，勉勵學子勤學上進。

另有正德年間的鎮守太監朱奉巡行到雲南騰越地區，對眾人說他平生不喜佛道學說“惟孔子之道是崇是慕”，他看到當地的社學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理，感覺自己有責任重新恢復社學。

於是他和鎮守參將沐誠和他一起，用兵丁的罰金，來修建學校，資助寒門弟子，當地尊師重教的風氣得以重現。

修撰實錄

歷來修撰實錄似乎都屬於儒臣的職責所繫，但一些知識型宦官因其自身更加接近皇室，可以搜尋到第一手的資料，而且具備一定的文字功底，有條件也有能力來撰寫實錄，或為實錄的修撰提供材料。

如嘉靖五年，大學士費宏編成興獻帝實錄，該實錄記興獻帝三十多年的史事，以司禮監太監張佐、黃英、戴永編纂之《實錄》一冊；和司設監太監楊保，陳清等編纂之《獻皇帝持身治國之要》三十五條為藍本。

費宏在實錄編成的進表裡稱，張佐等編纂之《實錄》功當首論，楊保等編纂之《獻皇帝持身治國之要》“足以為纂修之助”，這些由宦官編寫的史料至今仍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清廉持重、有君子風範

成化時，邱濬給司設監太監樊堅寫的墓誌銘裡稱：宣德六年，樊堅被選入內廷讀書，凡書讀過數遍之後就可背誦出來，而且他自制力極強，從來不需要外人監督，在同輩中是佼佼者。

他曾經護送親王之國，但十分清廉，除日常開銷之外，絲毫無所取。

當然，知識型宦官的“儒臣化”不單單意味著他們能將所學知識內化於心並且外化於實際行動，其對於維護皇權統治、改善社會風氣和維持社會穩定的積極意義更值得關注。

結語

總的來說，教育的作用正如春風化雨，一些宦官接受了士大夫的價值理念。這些成為知識型宦官的人與士大夫有著相同的志趣，相同的追求，在政治活動和日常生活裡，他們往往能夠有積極作為。

我們應該認識到，宦官群體雖有生理上的不健全，但其與正常人的區別可能也僅僅如此，不能強加因果地認為生理的不健全必然導致心理的扭曲，進而做出種種惡行。

正如外廷的官員有清廉正直和貪贓枉法之分，宦官也有善良和邪惡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