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泰元年到天福元年間的一系列戰爭，產生了兩位皇帝，以及一次朝代更迭，這些政治動盪皆源於李嗣源手下資深將領的內部鬥爭。在激烈的政治變動中，文臣沒有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不過，在石敬瑭統治時期，文官的政治地位歷經了實質性的改善。石敬瑭指派文臣擔任宰相併兼任樞密使，恢復了文官參與決策的權力。在統治的前半期，石敬瑭依賴宰相桑維翰掌管著文武事宜。桑維翰的主要政策包括：對外，透過謙恭的姿態與慷慨的進貢，與契丹維持良好關係；對內，將政府資源集中在鎮壓跋扈的節度使之上。

02桑維翰成功地剝奪了兵權

天福二年，三名地方節度使聯手叛變使全國震動，甚至讓石敬瑭考慮逃往河東，以躲避威脅。然而，桑維翰冷靜地組織了軍事行動，並在天福三年將叛亂鎮壓下來。歷經這場叛變，朝臣轉而憂心成功領兵鎮壓反叛的武將楊光遠也可能心懷不軌，桑維翰巧妙地將楊光遠轉調為西京留守，成功地剝奪了他的兵權。

然而，文臣權力恢復所產生的影響仍相當有限。石敬瑭的帝位全賴於外族勢力的支援，缺乏足以服眾的合法性，使他難以得到各地節度使的敬重。瞭解到自身弱點的石敬瑭，對於掌握著地方軍力的武官儘量採取姑息政策，只要他們不公開叛變，朝廷盡力滿足他們的要求。許多後唐留下來的武將繼續統領他們的軍隊，並干預朝廷事務。

例如，楊光遠對桑維翰解除其兵權的決定感到相當憤怒，因此上書批評桑維翰。為了平息他的怒氣，石敬瑭在天福四年把桑維翰外派擔任節度使。尤有甚者，石敬瑭經常寬有武將的非法行為，此舉更滋長了他們對朝廷的傲慢態度。中央權威的衰頹，鼓舞了野心勃勃的武將去爭奪皇位。一位節度使便公開宣告：“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當以武力奪取政權被視為合理，叛亂的幽靈便一直縈繞著石敬瑭的政權。

儘管在地方上軍事強人享有相當程度的自治權，石敬瑭的朝廷仍然受到文官的支配。天福四年，石敬瑭廢除了樞密院，讓中書掌管所有國家事務。此舉顯示石敬瑭意圖恢復唐代由官僚主政的傳統。在把桑維翰轉調至地方後，石敬瑭仰賴宰相馮道掌控朝廷。儘管桑維翰離開朝廷，但他的建議仍持續對皇帝產生作用。受到多數文官的支援，桑維翰對契丹的懷柔政策被繼續沿用，即便多數武官將對契丹的尊稱視為恥辱，力主採取強硬的路線。

面對著武官群體的反對，桑維翰在天福六年表達了文臣的觀點。他警告皇帝，若與契丹開戰，不僅會耗盡政府與百姓的資源，還會導致朝廷必須討好武臣，以中央威信為代價，授予他們權力。石敬瑭因此繼續維持他與契丹的屈辱關係。不過，儘管費盡心力地滿足契丹的要求，契丹統治者依然難以取悅。在內外壓力的交迫下，石敬瑭在天福七年病倒。臨終之際，他在病榻上要求馮道擁立其幼子石重睿作為繼承人。然而，石敬瑭死後，馮道與禁軍統帥景延廣卻決定擁立他的侄子石重貴為帝，因為他們認為一位年歲較長的皇帝較具備處理不穩情勢的能力。

這個倉促的決定最終結束了文官力量在朝廷的短暫復興。石重貴在孩童時期便喜好騎射而不樂於習文。石敬瑭曾經派遣一位學者教導他《禮記》，然而他難以理解，對老師說：“非我家事業也。”可見他視軍事為家族傳統的傾向。

即位之後，石重貴與武將親近，接受他們的提議。又因為感激景延廣助他登上皇座，石重貴將絕大部分權力交付景延廣之手。中央政策的主導權由文官移轉至武臣，很快就在對契丹政策方面產生重大的影響。無視文官的反對，景延廣堅持採行強硬路線。新皇帝宣稱自己是契丹的孫子，而非臣子。對此，契丹方派出使臣詢問此種稱謂變化的緣由，卻只收到無禮的答覆。契丹國君為此在開運元年年初發兵入侵河北，景延廣擔任晉軍的主帥，統兵對抗。

在戰爭期間，景延廣獨斷地做出所有重要決策，甚至罔顧皇帝的意旨。惱火於景延廣的專橫，石重貴在契丹軍於開運元年四月撤兵之後，將其外調至洛陽，並恢復桑維翰樞密使之職。景延廣失勢後，桑維翰試圖重建與契丹的和平關係，然而後晉朝廷發現契丹統治者越來越索求無度。由於缺乏和平協定，契丹軍繼續攻擊黃河以北的區域，儘管後晉軍成功地在開運二年三月擊退他們，卻無法阻絕其侵擾。在天福二年割讓燕雲十六州之後，後晉失去了阻止敵軍南下的險要之地，契丹騎兵得以在任何時間騷擾平坦的河北地區。處理這一軍事危機，成為後晉政府最主要的考量。

皇帝為此恢復了樞密院，作為主持軍政的機構，並重新規劃前線防線，招募更多士兵，加徵錢穀以供軍用。如同桑維翰先前的預測，地方官員在此危急的狀態下佔盡便宜，他們將絕大部分的征斂所得放進自己的口袋。例如，成德節度使杜重威，以物供應“軍食”為名，課徵了百萬斛穀物，卻只運送了三十萬斛至朝廷，其餘皆私藏其家。河北與河南地區在戰爭與重稅的荼毒之下，許多農民迫於無奈，只好淪為盜匪。

03石重貴參與對抗契丹的軍事行動

開運二年，朝廷的政治氣候再度改變。桑維翰的主政僅維持了幾個月，權力就被皇帝移交給他的三位親信。皇后的兄長馮玉是文官出身，與服侍石重貴很長一段時間的武將李彥韜，聯手掌控了朝廷。石敬瑭的妹婿杜重威則被委任為防禦邊境的主帥，儘管有許多高層文官警告皇帝他並不可靠。對於後晉王朝來說，皇帝對杜重威毫無保留的信任，實為致命性的錯誤。

開運三年，石重貴將其所有可用之兵都抽調給杜重威指揮，參與對抗契丹的軍事行動。當杜重威在十二月面對著契丹大軍之時，他派人私下與之協商。契丹統治者隨即允諾支援他成為中原地區新的統治者，杜重威則命令他的將士投降。接著，契丹統治者立即派出一支軍隊開往汴梁。失去了防禦力量的都城很快就陷落了，皇帝與他的朝臣全數被俘。天福十二年二月，契丹國主耶律德光宣稱自己成為中原地區的皇帝。忌憚於契丹的軍事力量，多數的後晉節度使都趕赴汴梁，對這位異族統治者輸誠。

然而，在他們抵達汴梁之後，多半被拘禁或被殺，剩餘的節度使也被留在朝廷，不能返回原駐地。各地的節度使職位多由契丹官員填補，但他們對於如何統治漢民一無所知，導致地方政治陷入混亂。更糟糕的是，由於耶律德光允許契丹軍隊劫掠百姓的財產，並派遣使臣至諸州徵稅，嚴重傷害了漢民的生計。當許多百姓選擇放棄他們的家業成為盜賊時，漢人地方官員及士兵也開始反抗契丹的統治。

到了三月，耶律德光了解到情勢已然失控，因而撤軍北歸。然而，在抵達契丹國境之前他便驟然去世，讓局勢更加混亂。在此血腥且失序的環境裡，契丹軍隊、舊有的後晉軍團，以及盜匪聯盟爭奪著中原地區的控制權。在無政府狀態下脫穎而出的，是劉知遠領導的河東軍事集團。作為後晉最重要的將領之一，劉知遠自天福六年控制了河東，並趁著後晉朝廷與契丹作戰之際擴充自己的實力。不理會後晉皇帝要求協助河北軍事行動的命令，劉知遠睿智地儲存著他的力量，唯有敵人入侵河東地區時，才會進行反擊。後晉皇帝儘管憎恨劉知遠的抗命，但受困於契丹的入侵，並無餘力處理劉知遠的問題。

劉知遠因而得以享有招募更多兵馬，積累經濟資源，以建立一個獨立勢力範圍的自由。就在耶律德光宣稱自己成為中原地區的皇帝后不久，劉知遠也聲稱他即位為帝，並受到了反契丹的節度使們的支援。劉知遠在契丹皇帝自河南撤退後，揮軍南下，並在天福十二年六月攻佔汴梁，並採用“漢”作為他的新王朝之名。佔據新中央政府最高層職位的是劉知遠的節度使府的文武僚屬。其中的要角包括：兩位職業軍人，史弘肇與郭威；協助劉知遠行政的兩名文職幕僚，蘇逢吉與蘇禹珪；還有兩位出身吏職，但深諳財政事務的楊邠與王章。

為了穩定亂局，劉知遠採取極為嚴厲的措施。一旦有罪犯承認有強盜行為，不僅他個人要賠上性命，與其牽連的家族成員及鄰保也全都會被處死。正因如此，有位官員曾一口氣殺光了整整十七個村的居民，只因他們直接或間接地捲入盜賊案。對於抗命的地方官，劉知遠也會訴諸武力。不過，劉知遠沒能活著看到中原地區重新回到和平。

04史弘肇、楊邠與王章被殺，並將他們的親屬全數斬首

他在乾祐元年正月過世，而他年僅十八歲的兒子劉承祐繼承了皇位。這位年輕皇帝的即位誘使懷有野心的武人尋求其領地及影響力的擴張。就在劉承祐登基後不久，三位節度使發動叛變。在朝廷中，蘇逢吉與蘇禹珪雙雙失去了權勢。史弘肇、郭威、楊邠與王章掌控了決策權，並繼續仰賴嚴厲的手段抑制動亂。對於任何他們不喜歡或懷疑的人，無論有沒有證據，都會迅速施以死刑，即便是高層官僚也沒辦法逃過這樣的悲劇。

例如，前任宰相李崧及其所有家族成員被滿門抄斬，僅因一名下屬對李崧不滿而加以誣陷。除了這樣的恐怖舉措外，百姓被課以沉重的賦稅，以徵集足夠資源供應各種軍事行動，這也是朝廷最主要的關切所在。在此情勢下，文官的地位下降了。新的人事任命案則經常遭到稽留，而他們收到的薪水往往只是他們應得數額的一小部分。不過，歸因於郭威的成功指揮，後漢朝廷得以平定反叛。他首先被指派為討伐叛亂節度使的總指揮，並在長達十五個月的征戰後，收復了三個節度使區。隨後，他又被指派為防禦北疆的統領。由於駐守在鄴都，郭威得以指揮河北諸州，並透過防範契丹的入侵，有效地恢復這個區域的和平。

藉由恐怖統治及成功的軍事行動，這個權臣集團成功地在中原地區重建起中央權威，且遠較後晉更有效地控制各地的節度使。然而，這些朝廷的權貴最終也成為其嚴酷政策下的犧牲者。他們的傲慢之心因把持朝廷而日漸增長，甚至公然蔑視皇帝。例如，楊邠及史弘肇二人有次與皇帝議論事情，皇帝懇請他們：“審圖之，勿令人有言！”楊邠居然應道：“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當劉承祐連提出意見的機會都被剝奪時，自然相當憂心自己的皇位與生命將要不保。乾祐三年十一月，皇帝命令他的護衛在宮中殺死史弘肇、楊邠與王章，並將他們的親屬全數斬首。

劉承祐同時也處死郭威所有留在京城的家人，並派遣使臣命令一位武將刺殺郭威本人。然而，郭威糾集了他的將士攻向都城。皇帝親自率軍抵抗，但他計程車兵很快便向郭威投降，並將他殺死。佔領都城之後，郭威以太后之誥命，立劉知遠的侄子劉贇為新帝。然而，殺死劉承祐、犯下弒君大罪的郭威下屬，不願意再支援劉氏族人。因此在十二月郭威率軍前去抵禦契丹之時，數千名軍士鼓譟譁變，要求郭威自立為帝。

廣順元年正月，郭威正式奪取皇位，建立後周王朝。自開運元年至乾祐三年，中原地區陷入了混亂之中。軍事強人為了獲取支配權而交戰，赤裸裸的武力操控了政治與社會秩序。不像朱溫與李存勖那些十世紀初期的統治者，這段時期的政治領導者不覺得要合法化他們逐漸壯大的權力。因此，他們不僅忽視文治，甚至還公開表示對學術文化的輕鄙。

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朝代嬗異之速，已明白反映出軍事力量不足以治國。因此，郭威在取得皇位之後，為其政權採取了截然相反的策略，不僅徹底改變了軍事支配的狀態，也引導歷史走向一條嶄新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