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書籍是一種特殊的「物質」，承載著「文化」與「知識」，同時又是充滿「商業考量」的貨品。人們熱衷於裝禎精美的逸品，傾力蒐羅名家著作的全秩，很多由薄紙組合而成的文字串聯，自問世以來吸引無數讀者的目光。
滿載知識的容器是開啟智慧之門的鎖匙，回顧歷史，管制書籍，遏制思想的政策屢見不鮮。譬如秦朝焚書坑儒，引起了民間一波又一波的思潮。於是利用公權力規範出版事業，成為規範書籍管理的重要手段。這是人性使然，仔細深思，卻也是人類史上最驚悚的作為之一。
清朝康熙年間（1662-1722）的朝鮮人，是檢驗這個設問的好題材。這些肩負外交使命的朝鮮貢使，在兩國之間往來如織。他們對書籍的狂熱渴求，為我們提供一道視窗，窺探朝鮮人在中國的購書活動，究竟是獵取知識的雅趣，還是關乎國際政治的攻防？三百年前的跨國書籍貿易同樣牽涉此類問題嗎？本文以下將深入朝鮮人在北京的書籍貿易，檢視紙張裝訂的瞬間，夾帶多少意想不到的問題……
愛書之人
朝鮮王朝（1392-1897）自立國以降，外交政策以「事大字小」為宗旨，也就是服侍大國（中國），與之極力交好。長期以來，朝鮮半島上的政權受地緣政治影響，被幾個大國包圍，可說是四戰之地。有意識地與大國聯合，是國際政治的有效策略。因此朝鮮國的創立者李成桂（1335-1408）在軍事政變成功之後，很快地向大明朝廷輸誠，此後成為明朝「朝貢冊封體系」的一員。
加入朝貢冊封體系後，朝鮮服膺以「大明」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遵循一套規則辦理外交事務。按照慣例，朝鮮必須向中國連年派遣使節團，代表朝鮮國王致贈貢品，敬賀中國皇帝及其親屬的生日，表達問候。因此來回於朝鮮國首都「漢城」，與明朝、清朝首善之都的「北京」之間，絡繹不絕的朝鮮人是四季如常的光景。
為了彰顯朝鮮的國力，使臣往往揀選嫻熟漢文詩賦的官員。在明代，這些自小研修儒學典籍，以中國經典為宗的朝鮮讀書人，大都將出使中國視為「朝天」，也就是朝見天朝。朝鮮使者的中國旅行像是驗證所學的測驗，他們回到最熟悉的異國，見證並帶回最新的中國文化。
倘若票選朝鮮人最喜歡的「中國禮品」，書籍肯定名列前茅。儘管中國文化傳入朝鮮後，經過有選擇的「在地化」，而非全盤移植；對朝鮮人而言，中國書物始終是具有致命吸引力的商品。書籍堪稱是可移動式的中國，兼具美觀與智識，邀請朝鮮使者購回故鄉。
中國計程車大夫姜紹書（活躍於明末清初）曾說：「朝鮮國人最好書，凡使臣入貢，限五六十人。或舊典，或新書，或稗官小說，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寫書目，逢人遍問，不惜重直﹝值﹞購回。」姜紹書指出，朝鮮人熱愛書籍，凡是使者來中國，不論是舊書新書，或是小說，朝鮮貢使均願意重金購回。
清代著名計程車大夫王士禛（1634-1711）也說：「近朝鮮入貢使臣至京，亦多購宋元文集，往往不惜重價。」朝鮮人不僅愛書出名，也因為「願擲重金」而令中國讀書人印象深刻。尤其王士禛強調朝鮮使者多方索求宋元兩代的文集，這兩朝的出版品一直是古籍市場的明星，顯見朝鮮客人不是浪擲元寶的土豪過客，而是頗具收藏眼光的異域遠邦獵書人。
供需法則
朝鮮使者對中國書籍的狂熱，不完全是出於個人的喜好，同時須考量朝鮮官方的態度。朝鮮以儒學立國，為了懲治高麗末期各擁私兵的情況，銳意「以文治國」。在這樣的情況下，典籍，尤其是來自中國，各種關於儒學、歷史、文學的經典著作，愈顯重要。
早在 1421 年，朝鮮世宗（1397-1450）就曾命令臣子向中外購書，並頒佈賞令，主動呈納圖書者可得到布帛，甚至授受官爵。三十年後（1451），朝鮮文宗（1414-1452）又曾計劃，派遣嫻熟中文的官員申叔舟（1417-1475）前往北京，購求書籍。這個現象一直持續不斷，至 1515 年，朝鮮中宗（1488-1544）希望宮中「無書不藏」，方法同樣是命令往返中朝的使者，「廣求書籍以來」。
綜觀朝鮮國自十五世紀以來，種種由國王發出的「求書令」，得見朝鮮內部對書籍的深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求書的物件雖然也包括國內計程車大夫，但「中國」始終是最主要的目標。審視朝鮮人在清康熙年間的購書活動，必須注意該國內部的因素，並意識到朝鮮有著淵源流長的「中國求書傳統」。
書籍禁令
正是在朝鮮官方的刻意鼓舞，以及科舉、儒學傳統的加持之下，搭配朝鮮貢使連年進京的機遇，造就這麼一條書籍之路。朝鮮方面固然藉此獲得諸多珍本秘笈，但這條管道實際上始終是藏於地下的非法途徑。事實上朝鮮與中國的書籍交流，除卻中國官方特別緻贈的書冊外，朝鮮人絕大部分的購書活動，都是在違反官方的明文禁令下暗中進行。
想來或許有點不可思議，時至今日，各國無不努力將自己打造成「文化強國」，向海外輸出本國文化。如果有外國願意大規模進口本國圖書，相信均是大表支援。然而中國自近世以降，官方卻是有意識地管制書籍出口，尤其是關於天文、地理、歷史的作品，法禁森嚴。明萬曆三十六年（1608）出使中國的崔晛（1563-1640），曾記下「中原禁物」、「書冊禁物」，後者就提及「天文書」、「地理書」，以及「諸史記」，也就是史書。
規範天文知識，肇因歷朝歷代的民間動亂，多以附會天象異變，藉此神道設教，強化自身的合法性。循著這個思路，中國官方深恐百姓掌握「天文」、「兵法」、「陰陽」相關的學問，元代開始選派陰陽生，明清設定「欽天監」，就是借公權力消除任何萌生叛亂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禁止出口的書籍種類還涵蓋歷史、地理，且一直延續到清代。根據康熙年間頒佈的《大清會典》，順治年間（1644-1661）就曾明令朝鮮使者「不許收買史書」。謹慎起見，又規定朝鮮貢使在北京的居所「會同館」的鄰近居民，如果代外國人收買違禁貨物，一律問罪，發配邊疆。至於接待朝鮮人的外交人員，也不許將違禁貨物，私相交易。由此可見大清的法律，在管制書籍出口方面非常嚴格。
康熙三十六年（1697），朝鮮國同樣因為「違禁私買一統志書」，引發兩國的關係緊張。關於清朝查禁史書、地理書的原因，此次禮部官員說得較清楚，該份檔案中表示：「一統志載天下山川輿地、錢糧數目，所關甚重。」由此推之，史書、地理書因為涉及「國防機密」，尤其是各種關於地方制度、地理景貌的描寫，也可能為軍事侵略所用，自然需要嚴加管控。
明白這一點，就能理解清朝管制書籍出口，目的與通行國內的策略相同：「維持政權穩定」。讓外國掌握更多自身歷史、地理，或是關涉天文的知識，都是助長敵人更瞭解自己。
這是與當代國際政治完全相同的博弈心理，只是目標不是製作飛彈的機密檔案，而是以國家為單位的人文知識。既然如此嚴重，無怪乎禮部提議「應將違禁私買一統志書之內通官張燦革職，發伊國邊界充軍。正使李沉、副使徐文重等，失於覺察，並應革職。」有關人等不是革職就是充軍，這就是圍繞著書籍的政治學，可大可小，端視兩國的關係。
不是秘密的秘密
買書，犯法嗎？這是本文伊始提出的問題。顯而易見的是，不僅在近代因為思想控制的緣故，購買、閱讀書籍成為罪責；遠在三百年前的中國，外國人也會因為收買圖書而獲罪。書籍不僅是商品，在執政者眼中，更像是牽制人心的利器。如果社會的思想是一陣陣的風，那麼書籍就是引導方向，無形而有形的一股推力。
管制總有漏洞，清朝不願外國人購買書籍，祭出嚴格的法條規範，但朝鮮人與貪圖賄賂的序班、樂於高價販書的中國人裡應外合，無數次偷渡書籍，上演一出出「不是秘密的秘密」。他們透過序班搜求圖書，或是在沿路下單，回程取貨，可謂極盡巧思。至康熙末年，門禁鬆弛，朝鮮更肆無忌憚地自行購書。
結語：
購書不代表沒有規範，而有所規範也不代表違禁事件不存在。倘若僅將眼光緊盯著法律文書上的條款，以及清朝、朝鮮官方對書籍貿易的屢屢申禁，無法聽到來自底層的聲音。那些位卑權輕的序班，不得志的中國讀書人，以及渴求漢籍的朝鮮人，他們的所作所為都將掩蓋於種種義正詞嚴的宣言下。
最終，清朝始終沒能禁止圖書出口朝鮮，禁令管制一直存在，但走私偷渡層出不窮。嚴控天文知識，防止民眾叛亂，聽來甚是有理，卻擋不住大清國自中葉後內憂外患不斷的事實。將地理、歷史的知識視作國防機密，卻無法封住所有人的嘴口，以及那顆貪婪的心。有一天，秘密不再是秘密，禁令自然就消失掩沒，成為故事。
參考資料：
《一統志》
《（光緒）宿州志》
《大明一統名勝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