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帝制政治、皇帝政治與士大夫政治有何關聯，其中包含哪些關係？

中國的帝制政治，主要是由皇帝政治與士大夫政治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種獨特政治模式。皇帝政治的基本形態為世襲君主制下的中央集權政治模式。帝制時代計程車大夫與先秦時期之士、大夫階層淵源甚深，在後世的一系列政治變遷中，漸漸褪去了貴族的色彩，簡而言之，兼“學”、“官”二者於一身，是學而優則仕的特定政治角色，構成臣的主體。他們常年習學孔孟之道，復經層層科舉考試選撥方得以入仕，獲得臣這一政治身份的過程，全然不同於世家豪族的蔭嗣情形，此中對自我價值的體認更為清晰，崇公的色彩更為濃厚。總體上看，士大夫的政治實踐及其政治價值觀呈現出引人關注的共性，由這種共性生髮出士大夫政治的基本特徵。從一般意義上說，士大夫政治的內涵如下：在帝制政治框架內，由科舉入仕計程車大夫群體依託皇權管理國家。士大夫的政治關懷是民本主義的，表現為一種保守的理想主義，並試圖以積極的政治實踐使這種價值觀主導國家政治的走向。

需要明確的是，士大夫政治並不具有絕對的合理性。晚明時，士大夫群體內部紛爭不斷，在君臣衝突中，士大夫對皇帝的一些批評不免浮於人事，尚且不能完全褪去功利化的色彩，求名、求利之事皆常有之，這些內容是士大夫政治的弊端。梁啟超說明代“士習甚囂”，此中“甚囂”二字評斷，是一種對事態的估量，卻也暗含著一些批評意味，當有對該時代君臣衝突之激烈情狀的關照。

而且，士大夫政治終究要依託於帝制框架展開，具體來說，它與皇帝政治糾結一處，本不構成對皇帝政治的否定。在對上述問題有充分認識的情況下，可以這樣理解，士大夫政治的合理性有其限度，它具有較為理想化的政治願景，在有些歷史時段展現的較為充分，有些歷史時段則隱而不顯。從長時段視野下看，畢竟因為士大夫政治的存在，使得皇帝政治的某些弊端被平衡，這使得帝制政治獲得了一些可能自省的彈性空間，此為中國帝制政治延續二千餘年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明代，透過那些激烈的君臣衝突情狀，可以體察該時代士大夫政治的活躍態勢，它是可能瞭解帝制政治的一個視角。在明代君臣衝突的過程中，皇帝總是站在“私”的立場上看天下事，對臣從君的綱紀要求凸顯。相對而言，明代士大夫的抗爭皇帝之舉，展現出帝制時代士大夫政治的自身運作邏輯，從一定意義上說，士大夫主張實現一種有限的政治公議體系，以此來貫徹關於“民”、“天下”、“公”的政治理想，這與皇帝的政治訴求有時吻合，有時衝突，不論士大夫具體化的政治訴求是否實現，在衝突中可以看到帝制框架內權力制約關係的圖景。

誠如閻步克先生所論，士大夫政治並不是孤立於歷史之外的一種政治理想型。士大夫政治不僅僅是一種政治模式，它也是一種文化——發軔於中華文明初期，在先秦時期經百家爭鳴而得以融會貫通，以儒家政治理念為核心，其實雜糅各家之說，展現為秦以後之帝制政治文化的主流，在宋、明兩代體現的尤為充分，其中蘊含著中國古人關於社會理想的獨特理解與追求。

從政治文化的角度審察士大夫政治的積極意義，主要有如下三方面內容：首先，從政治的目的來看，士大夫政治文化追求實現的是民本的政治，在這裡，民本指向人本，而不是講政治權力民主化的事情，事實上，民本並不是非要轉化為民主才有價值。衡量政治目的的合理性，終究要落實於民生安定與否這些人類社會的基本性訴求。其次，從統治層內部的政治權力分配角度看，士大夫政治文化致力於維護君臣政治權力的分屬空間，士大夫主張君臣相輔相成，不同位勢之政治主體間當有順暢的交流互動，從來不以無條件地服從皇帝為合理。再次，士大夫政治文化強調政治道德的重要性，主張有德者居其位，統治者要以德治國，皇帝從來沒有因其個人的尊崇位勢，而被賦予外於道德約束的特權，約束皇權的意向少見於成文法，而更多地訴諸於士大夫群體基於道德立場的抗爭，這種抗爭被視為一種道德自律的表現。

綜上所述，士大夫政治是帝制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審察帝制政治乃至於傳統政治文化時，需要深入分析的一脈線索，它所蘊含的合理性要素匯聚一處，構成一種有價值的歷史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