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的出現不是偶然，很大程度上源自於國力的強盛，從唐朝開始到宋朝是一個衰落的過程，在當下很多人的見解中，認為宋朝總是處於一種積弱的狀態，最為主要的原因是宋朝在同周邊小國產生衝突時，往往是以求和的狀態出現，但這也並不能阻礙宋朝在歷史上的影響。

軍事力量不足只是宋朝的一個缺點，但在宋代時期，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都達到了一定的高度，甚至超過了唐朝，可以說宋朝時期對比同時期的其它國家，完全做到了睥睨群雄，為何宋朝會有如此影響力？這一切都離不開它的體制。

因果不是一種謬論，而是在時代的背景下，做出相應的過程，必然會產生對應的結果，這是一種規律，對於國家而言亦是如此。

在《宋書》中有記載著開國皇帝趙匡胤對子孫的訓誡，分別有三條，為了防止後代毀壞，趙匡胤特意將此訓誡刻在石頭上，主要分為三條，當後代即位時，必須要到石頭前跪讀。

1、保全柴家後代；

2、不能增加農田稅收；

3、“不殺士大夫”。

正是因為第三點，讓宋朝在後續發展過程中，成為了一個重文輕武的王朝，不能隨意殺害讀書人，在此影響之下，宋朝擁有了它獨特的政治體制。

重視文臣必然會輕武臣，這一點從福利待遇就可看出。

宋代在防範武將的同時，對皇帝家族加強了管理，后妃、宦官以及外戚、宗室等都受到限制，無形中加重了文臣的地位和權力，文臣的工資待遇在歷朝中屬於比較高的。秦代以前是分封制，大臣們有采邑和封地不發工資，秦以後官員成了流官，不再受封，因此就必須支付俸祿。

秦漢的俸祿以糧食為主，唐代開始發放土地、實物和貨幣，這種土地面積很小，主要是用來耕種，而不是一縣或者一鄉，包含人口的那種大面積封地。

宋代俸祿很複雜，包括正俸、祿粟、職錢、職田、茶湯錢等，還有布匹衣料甚至僕人的錢，宋朝的官員工資大多是銀子。拿宋明來比較，宋代做個清官養一大家子人不僅沒問題，還能擁有比較富裕的生活，但在明代海瑞這樣的清官家裡，只有破爛的竹器做傢俱，帷帳和衣服也是粗布的，補了又補，只有母親生日的時候才吃上一回肉。

從此可見宋朝文官的收入不低，在歷朝歷代中可以說是名列前茅。

宋王朝為何如此重視文官？從歷史上來看主要有兩點。

其一是文化的影響，宋朝可以視為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社會體制，在儒家思想文化的影響下，宋朝從上到下皆有一種“得過且過”的思想，如何能夠穩定自己的地位，這是宋朝每個人的內在想法，如溫水煮青蛙一般，長期這樣喪失了積極進取的追求，所以宋朝給大多數人都是一種抱殘守缺的印象，保守成為了宋朝最為直觀的標籤。

其二是趙匡胤的原因，從立下訓誡開始，就註定了宋朝會有重文輕武的局面產生，這源自於趙匡胤和自己的兄弟皆為軍人，深刻明白歷代皇帝只有手握兵權才會有話語權，所以從趙匡胤當上皇帝以來，皇家對軍人的防範之心遠遠大過文人，其實在他們眼中，時刻認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在宋朝中也是第一個採用文人帶兵的朝代，軍隊的統帥成為文官，而將領雖有兵權，但沒有調動軍隊的權利，在文人的影響下，宋朝兵力孱弱也屬正常。

如果說唐代對相權的防範已經足夠嚴，到了宋代更是以“張冠李戴”來限制相權，中書省本來領導是中書令，但中書令只是名義，不能領導中書省，實際負責任的可能是尚書右僕射，他的官職是尚書省的副首長，受皇帝差遣兼任中書省的侍郎，在中書省發號施令代行中書令職權。其他的官員也都是這麼混亂安排，乾的活跟職務無關，全是臨時性的，隨時會被調走。

宋朝宰相或有名無實，或有實無名，從威望到權力都大打折扣。宋代的臺諫制度也做了改革，原來由宰相任命的諫官是專門規勸皇帝的，現改成由皇帝親自任命，負責糾舉百官的御史臺與諫官合二為一，不再諫諍皇帝，而是同宰相站在對立面。

宋代的中央集權和皇權都更為加強，然而與唐代相比，除了貞觀之治以外，整個宋代的政治比唐代要清明得多，這不得不歸結於宋朝計程車大夫體系。

宋代也是理學興盛的時代，讀書計程車大夫們崇尚氣節，慢慢地形成了一種文化氛圍就是“文死諫、武死戰”，文官最高境界是死在對君王的勸諫上，武官的榮譽是戰死沙場。舉個例子，北宋名臣范仲淹曾經有過三次對太后、皇帝和宰相的勸諫和力爭，結果都是被貶出京。

第一次大家給他送行，說他：“範君此行，極為光耀！”第二次人們舉杯敬他：“範君此行，愈為光耀！”第三次雖然形勢極為嚴峻，仍然有人來送他，並說：“範君此行，尤為光耀！”正是這種正義耿直的行為，奠定了范仲淹北宋名臣的地位，更讓宋王朝擁有了一群敢於勸諫的忠臣。

正是因為宋王朝如此重用文官，在士大夫體系下誕生了勸諫文化，讓宋王朝得以延續數百年。雖然冒犯君主就像摸老虎屁股一樣危險，輕則丟官重則喪命，但正因為一個證明自我，實現自我價值的事情，所以能得到讀書人的一片喝彩。

士大夫們用生命和鮮血，鑄就了一座與君權抗衡的橋樑，讓正義的人和事不因河流的阻隔而完全斷掉，繼唐朝之後，宋朝也建立了輝煌，雖然遭遇了軍事壓力，但是科學與文化都達到後世難以超越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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