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司馬光，明朝陳汝錡有一番驚人評價，“靖康之禍，論者謂始於介甫，吾以為實始於君實。非君實能禍靖康，而激靖康之禍者君實也”。陳汝錡認為，北宋靖康之禍不是始於王安石，司馬光才是罪魁禍首，或者說北宋亡於司馬光。

作為《資治通鑑》的作者，中國歷史上的一代大儒，司馬光歷史聲望極高，歷代名人好評如潮，那麼為何陳汝錡卻作此評價，是故作驚人之語，還是道盡歷史真相？

北宋中期，王朝日漸衰落，國庫虧空巨大，“冗兵、冗官、冗費”三冗嚴重拖垮了宋帝國，僅宋英宗時期，虧空就高達1750萬貫之巨，宋朝到了不得不變的時刻。宋英宗去世，宋神宗即位後，想要勵精圖治，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於是決定任命王安石變法，史稱“熙寧變法”。

所謂“熙寧變法”，目標是富國強兵，其中我們最為熟悉的是財政改革，比如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其實還有一方面是國防安全方面的改革，比如保馬法，還有對外軍事活動等。

一石激起千層浪，歷史上任何一次變法，都會觸犯保守派的利益，因此王安石變法遭到激烈反對。此時，北宋王朝的政治派別，基本可以劃分為二派，即改革派、保守派。如果說王安石是改革派領袖，那麼司馬光可以算是保守派黨魁。

公元1069年，王安石變法不到一年，北宋就陷入了新舊黨爭，即保守派與改革派之爭。

所謂政由人出，想要變法成功，必須有人支援，但朝中很多大臣並不支援變法，原因既有王安石變法內容的確存在問題，又因為變法觸犯他們利益。因此，“拗相公”王安石為了確保變法推進，在這一過程之中，為北宋政壇開了一個不太好的先例。

變法伊始，王安石對神宗提出奸佞之論，建議神宗要辨別小人並加以懲處，其實提醒宋神宗未來或有小人告密，破壞變法大計，皇帝你要辨別出流言蜚語。

變法之後，韓琦、曾公亮等上疏規勸神宗停止變法，面對重臣聯盟，宋神宗動搖了，這時王安石卻一度以辭職威脅宋神宗，於是在宋神宗支援下，與王安石意見不合的諸多保守派大臣，相繼離開朝廷。與此同時，王安石迅速提拔支援變法的大臣，當然在這其中很多屬於投機分子，藉助支援變法獲得王安石的賞識。

不過，王安石變法時期的新舊黨爭，雖然已經開始惡化，但由於宋神宗在位，總體還是可控。以司馬光遭遇來看，當時宋神宗與王安石還是能容得下一些保守派人士。

公元1070年，司馬光三次寫信給王安石，即《與王介甫書》，列舉實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馬諫議書》，對司馬光的指責逐一反駁，並批評士大夫階層的因循守舊，表明堅持變法的決心。

與此同時，這一年宋神宗擢司馬光樞密副使，希望司馬光能很好地發揮作用，輔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機，實現國家的振興。司馬光趁機複議廢止新法，宋神宗沒答應，最終司馬光以“不通財務”、“不習軍旅”為由，堅決推辭，從十五日到二十七日，連上五封札子，遂辭職離京。

王安石變法的另一面，是國防安全方面的考慮，採用的是北宋名將王韶的《平戎策》。所謂《平戎策》，就是“收復河湟，招撫羌族，孤立西夏”方略，減少西部的軍事威脅。

在帝相支援下，王韶率軍擊潰羌人、西夏的軍隊，設定熙州，主導熙河之役，收復熙、河、洮、岷、宕、亹五州，拓邊二千餘里，對西夏形成包圍之勢，恢復了安史之亂前由中原王朝控制這一地區的局面，這是北宋罕見的一次大勝。

更為重要的是，熙河之役的勝利，“是北宋王朝在結束了十國割據局面之後，八十年來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軍事勝利。”對於飽受外患的北宋是極大的鼓舞，使宋對西夏形成了包圍之勢，達到了使西夏“有腹背受敵之憂”的戰略目標。

所謂人亡政息，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幼的宋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

然而，高太后在神宗時就強烈反對變法，等到自己垂簾聽政後，立即啟用司馬光為相。隨後，司馬光上書《請革弊札子》與《請更新新法札子》等，把新法比之為毒藥，提出“以母改子”（高太后改宋神宗之錯），請求立即採取措施，全面徹底廢除新法，一絲不留，史稱“元祐更化”。

當時，司馬光已經生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將官法還未廢除，無限感傷地說：“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呂公著說：“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司馬康），國事未有所付。”總之，在司馬光眼裡，王安石新法就是毒藥，必須全部廢除，一個不留。

其實，黨爭歷朝歷代都有，並不算多麼稀奇，司馬光拒絕變法，眼光短淺也很正常。但司馬光有兩件事做的太過，讓後人非議眾多。

改革派倒臺，保守派上臺，在司馬光支援下，立即清洗改革派，嚴酷對待改革派，改革派人士幾乎全被貶職，蔡確、章惇等被貶至嶺南（廣東一帶），開啟北宋貶官至嶺南的先例。在此之後，新舊黨人上臺之後，必然是打擊報復另一派，新舊黨爭已經淪為意氣及權位之爭，不再著重於國政運轉，朝堂變得與明朝晚期黨爭一樣激烈，連蘇軾都忍不住批評司馬光。直至北宋滅亡前夕，新舊黨爭還未結束。

與此同時，對於王安石變法中的軍事成就，司馬光認為本是“夏國舊日之境”，應該全部歸還，一寸不留。司馬光的邏輯很簡單：如果不將王韶打下的領土還給西夏，那麼西夏必不罷休，兩國再起刀兵，這不是禍國殃民嗎？對於這一神邏輯，保守派人士一片點贊，范仲淹次子範純仁甚至認為宋朝這一次擴地是“竊人之財”，猶如小偷一般，非常不道德。

當然，宋朝一些有識之士非常不滿，拿著地圖質問司馬光：唐朝丟失河湟地區，回鶻與吐蕃才會長驅直入關中，如今歸還這些地區，你希望悲劇重演嗎？於是，司馬光沒敢把河湟地區送給西夏，但卻堅持將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地送還。對於司馬光的大禮包，西夏根本沒有領情，反而看清了北宋虛實，此後侵擾北宋更為頻繁。

北宋亡於司馬光，這個結論有些武斷，但司馬光的確晚節不保，不僅徹底廢除了變法，破壞了北宋王朝自我挽救的一次機會，而且還做了一次客觀意義上的賣國賊。

筆者認為，司馬光這樣有著堅定理想信念的文人，其實最為可怕，因為他是打著正義的旗號，堅信自己是為國為民，實際卻做著禍國殃民之事，因此才有人說“文人禍國，比武人更甚”。古今中外，司馬光這樣的人並不少見，秦檜作惡之時，會認為自己不是為國為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