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能容忍大臣把唾沫噴到自己臉上的皇帝，那能差了嗎？

一個能為了節約，寧肯不吃夜宵，晚上餓肚子的皇帝，那能差了嗎？

一個十多年不加分妃嬪，寧肯打白條，被妃嬪嘲笑，也要遵守朝廷規章的皇帝，能不是個好皇帝嗎？

一個在位四十年，去世後，沒有官員逼迫，鄉野小民主動祭奠，鄰國皇帝都感傷大哭的皇帝，還不是個好皇帝？

縱觀中國歷史上歷次改革，大都有一個特點：成於緩，毀於急。

但凡是步子邁的比較大，都容易扯到蛋。老百姓走路是如此，改革也是如此。

說起名臣，宋朝堪稱中華五千年之最。其中，又以宋仁宗在位四十年為最。遠一些的，像范仲淹、包拯、韓琦、富弼、文彥博、狄青，後來的歐陽修、蘇東坡、王安石、蘇洵、蘇轍、曾鞏……

在宋仁宗一朝，文臣武將出名的很多。不單單是因為有個包青天，有個唐宋八大家，那是因為宋仁宗時期確實是中國全面繁榮的輝煌時期。

稱宋仁宗時期是中國最安定祥和的時代也不為過，在那個時期，不但高官貴族士大夫們過得很幸福，就連販夫走卒尋常百姓們也都過得很安樂。

之所以能如此，與宋仁宗有著莫大關係。

宋仁宗不但有仁君之名，且有惠民之實，並且，在改革上也是勵精圖治，取得了不小成績。

許多人都知道範仲淹的慶曆新政。慶曆新政在歷時一年多後“失敗了”。失敗的一個標誌，是范仲淹被罷黜參知政事的官職，從此外放地方。

其實，范仲淹雖然被罷免了，但是，他所推行的種種政策，還是被宋仁宗牢牢記在心中，以後的二三十年間，他還在繼續推行相關政策。

這可不是老葉在這裡瞎扯，一個重要的證據就是，在宋仁宗在位中後期，其宰相韓琦、富弼、文彥博，都是慶曆新政中的骨幹，是范仲淹曾經的同志與戰友。

中國的改革往往會從法治，搞成人治。也就是說，各種改革一不小心就成了黨派爭鬥。黨同伐異，信服我的，就上；反對我的，就下。如此一來就很容易引起皇帝厭惡。范仲淹下臺，不是因為他的改革不信，而是因為他有結黨的嫌疑。

像韓琦、富弼、文彥博乃至歐陽修等人，他們其實都是慶曆新政的骨幹成員，只是，他們當年還比較年青，等熬過了八九十來年後，為人穩重了，宋仁宗再把他們提拔到朝廷重用。

范仲淹本來也有這個機會。只是他在慶曆四年改革結束後，又過了四年就去世了。如果他再活個三五年，保不齊也有機會拜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