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主流碑刻隸書在發展前期分化為放縱不羈和平整嚴謹兩種迥異的風格，並且最終統一成規範的八分書。而這一時期另一具有重要地位的隸書風格——黃腸石刻，卻與主流隸書風格差別很大，黃腸石刻不按套路出牌，拙樸自然，又富有充分的想象力。

它代表著東漢民間常用的文字，我們可以透過它感受古人結字的智慧。正是因為如此，黃腸石刻有著重要地位。那麼為什麼都是東漢時期的隸書，主流碑刻和黃腸石刻所表現出來的隸書書法藝術有如此大的差別呢？

東漢時期十分盛行碑刻之風，那麼那時候的人制作數量如此龐大的碑刻究竟有什麼用處呢？是否與今日墓碑的用處有所相似？事實上，東漢時期的碑刻不同於今日墓碑的侷限意義，其作用主要分為四種：

第一，是類似於今日的墓碑，記述死者生平事蹟、死亡日期等，如《孔宙碑》；第二，是記述功德，又稱功德碑，例如《曹全碑》；第三，是記錄事件，如《禮器碑》；第四，是記錄經典書籍，這一類往往數量較少，例如《熹平石經》。

東漢碑刻隸書主要分為碑、碣（碑分為碑首、碑身和碑座，碑首為方形則稱之為碑，為圓形稱之為碣）、摩崖（指的是山崖壁）、闕（宮殿、墳冢前常見的用於觀望或顯示威儀的建築物）。主流碑刻往往在碑的正面（成為碑陽）和背面（成為碑陰）進行石刻，由立碑者謹慎遴選文吏書寫。

主流碑刻的字型為東漢時期典型的隸書，並且往往“精雕細琢”。主流碑刻所表現出來的隸書特點主要分化為兩種，並且最終統一成較為規範的八分書：

一類是字形比較方正、法度嚴謹；另一類則書寫隨意自然，有放縱不羈的特點。如果進行細緻分類，前一類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傾向端莊秀麗的風格，另一種則傾向古樸強勁的風格。

第二類也可分為兩種，一種書寫隨意、字形大小參差不齊，不受規矩法度所束縛，另一類由於書寫在崖壁上，分行布白完全取決於因不平整的石勢而定，因而呈現自然不拘的趣味。穩定的文字形式是民族文化交流和社會進步中不可缺少的一環，這是歷來被統治者重視的重要環節。

因此，隨著東漢王權的確立，對現實生活中廣泛使用但又形式各異的隸書進行規範整理也就成為大勢所趨。八分書以規範為最大特點，不同於隸書的多樣性書寫傾向，使文字秩序趨向於規範穩固。加上漢代官方文人審美觀念的不斷融入，隸書最終形成了規範、和諧、靜穆、左撇右挑的風格特徵。

黃腸石刻最初並不是在一種石頭上進行刻字，黃腸石一開始也並不是指某一種材質的石頭，而是從“黃腸題湊”演變而來的。

何謂“黃腸題湊”？三國時魏人蘇林在《漢書·霍光傳》中對該詞進行了這樣的解釋：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

在等級森嚴的古代社會，黃腸題湊不是一般人可享有的喪葬禮儀。黃腸乃柏木之心，嚴密堅韌且醇香耐腐，並且柏木生長時間長，因此柏木屬上等材料，是漢代皇帝及諸侯王專用的葬具。然有個別如霍光、董賢等位高權重者，得到皇帝的特許，亦可使用。

漢朝有一位皇帝墓中的黃腸石動用了一整片森林的柏木，後來由於柏木的生長期過長，需有一二百年方能成材，長期大量的砍伐必然導致數郡之木不敷一葬之用。

因此西漢之後，喪制逐漸改革，開始以石取代柏木，後人稱這種石頭為黃腸石。黃腸石構築的石牆石材分為長方和方形，長度約一米。至此，黃腸石刻才具有其字面的意義。石頭比木頭儲存時間久，因此後世才能看到許多留存下來的黃腸石刻。

曾經有幸觀看一位大師臨摹黃腸石刻的一些字，這些字型每一個筆畫都出其不意，書者充分運用想象力，給每一個筆畫賦予生命力。從整體上看，黃腸石刻的字有些許像剛學字的孩童所書之筆，天真爛漫，質樸自然。

黃腸石刻多是當時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匠所刻的，他們拿起鐵器便在石頭上刻字，具有隨意性。有的工匠甚至不識字，但也照樣臨摹不誤。這些字型代表著東漢時民間使用的字型，雖然與主流文人墨客所寫的隸書大不相同。

但是從中我們卻能深深感受到古人造字的智慧以及東漢時期的民間文化，因此在今天黃腸石刻經常被人們提起，作為東漢隸書的對比，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其一，兩種石刻的篆刻者書法素養不同導致了字型風格的巨大差別：主流碑刻由專業的文吏進行篆刻，文吏“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文吏主修文字書寫，書寫技巧熟練，且在東漢時期對於文吏的考核主要是篆書和隸書兩大類，文吏受到東漢隸書的教育和薰陶。

因此所作碑刻自然表現出典型的東漢隸書的特點，或法度嚴謹或隨意自然，細緻精妙。而黃腸石刻由工匠篆刻，民間工匠大多對當時文人墨客們所寫隸書知之甚少，有的工匠不識字卻依舊描摹，但這也不意味著黃腸石刻就平淡無奇。

由於黃腸石刻的字型被賦予巧妙的構字藝術和充分的想象力，現代也有許多大師透過臨摹黃腸石刻感受古人造字的智慧。

其二，由於兩者在用途上的不同決定了了細緻精妙與否：東漢主流石刻，常立於莊嚴之地，或歌功頌德，或記錄事件，或記錄墓主生平事蹟，或記錄經書典籍。碑刻者不僅選材嚴謹，石面打磨光滑，而且對於文吏的挑選也較為重視，其慎重與細心顯現於字裡行間。

而黃腸石刻大多時候用於諸侯王的墓葬如中山簡王劉焉之墓、任城王墓。但是兩者的用途並沒有誰更加莊嚴嚴肅的區分，主流碑刻相對來說比較講究也只是使用習慣或文化風俗。

其三，選材不同組成了主流碑刻與黃腸石刻整體效果的差異：主流碑刻石面打磨光滑，加工細緻，而黃腸石有時候溝壑縱橫得甚至連字跡都看不清楚，並且前者多在石頭正面和背面雕刻，而後者多在石頭側面雕刻。

其四，最核心的原因是主流碑刻與黃腸石刻分別代表著東漢文人文化和民間文化：主流碑刻所表現出來的典型隸書並不是一般百姓所能接觸到的，普通百姓忙於生計，沒有機會、沒有時間也沒有金錢學習典型隸書，在東漢時期典型隸書一般都是上過學堂的子弟或官員才掌握的書法藝術。

東漢碑刻上所雕刻的隸書也是選擇記憶精湛的文吏書寫，因此可以說主流碑刻隸書是文人寫的隸書，代表著文人文化。而黃腸石刻大多是由民間百姓所寫或篆刻，字型不像主流碑刻那樣工整，典型的書法技巧展現很少。

沒有了典型隸書書寫要求和技巧的限制，黃腸石刻表現出的民間書法藝術擁有充分的想象力，造字藝術頗高。

雖然黃腸石刻多以斧鑿而就，有時斑駁模糊、結構出錯，它極少有曲筆弧筆，但其與東漢主流碑刻精雕細琢倒也形成對比，這種拙美耐人尋味，因此在中國古代書法藝術中佔有一席之地。

在這四點不同的作用下，同一時期的隸書卻表現出極大的差異，就好像同一樹木上的兩片完全不同的葉子，雖然初看上去令人訝然，但是仔細分析卻發現了其中的奧妙之處。

篆書、隸書、楷書等書法藝術並不是互相獨立發展的平行線，它們是有交叉的。東漢時期如此繁榮的隸書書法藝術就是從篆書發展而來的。書法界有“漢隸唐楷”一說，隸書起源於秦朝，在東漢時期達到巔峰。“隸書者，篆之捷也。

”這是西晉時期書法家衛恆在其著作《四體書勢》中對隸書產生過程的經典描述（《四體書勢》是現存世的最早的重要書法理論著作之一）。

書中提到，篆書從隸書的轉變主要是為了滿足書寫簡便快捷的需要，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篆書字型體系中發生結構性和書寫性變化，並經過漫長的“隸變”過程而形成的一種新的字型。

參考文獻：

四體書勢》 《漢書·霍光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