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上見到中國書協主席孫曉雲寫的一頁印章題跋，印章為朱復戡先生刻的“孫曉雲”三個字。孫曉雲在題跋中寫道“此印乃吾外祖遺澤”，的確，朱復戡先生是孫曉雲的外公。

朱復戡是20世紀書法篆刻大家，單單以名氣來看，他當年是要勝過現在的書協主席孫曉雲的。朱復戡先生少小時候便有“神童”的美譽，交往的都是吳昌碩、張大千、鄧散木這樣的藝術巨擘。

據記載，朱復戡先生7歲的時候就能寫金文大字，並受到吳昌碩先生的獎掖，訂為忘年之交，這無疑大大增強了他對藝術的自信。此後，無論金石書畫，還是古文詩詞，抑或是考古研究，朱復戡無不涉獵， “年未二十”便“馳譽海上”。

抗戰爆發、上海淪陷後，中年的朱復戡被迫顛沛流離於大別山、武漢、南昌一帶，數次險遭罹難。1949年後，受歷史影響，他難以獲得正式工作只能自謀出路，生活窘迫。

上世紀50 年代末，朱復戡先生應山東省政府之邀，赴濟南設計“山東省工業交流展覽館”，自此在山東濟南、泰安工作、生活了20餘年。

晚年的朱復戡，面對逆境沒有沉淪，始終遵循“一不做官，二不經商”的家訓，毅然沉浸於金石書畫藝術，憑藉多年積學，深入考證，按李斯筆意復原《泰山刻石》（全文223字）、《嶧石刻石》《碣山刻石》，補全《秦詔版》。

同時，他又致力於青銅文化的研究，將平生收集的青銅古玉銘文等結合自身研究與思考著成《商周藝文精華集》，所收銘文均有釋義，可謂青銅文字研究的“寶典”。朱復戡在晚年對金石文字的研究及修補之功，足以令其載入史冊。

青少年時期，朱復戡對金石書法篆刻的孜孜以求，對其一生的從藝生涯奠定了基礎和方向。

中年以後，他的書法篆刻創作，擺脫了海派華麗堂皇的氣息，取而代之的是大象無形、大樸不雕的通脫面貌，其蘊含之“厚”，造境之“樸”，在之後的書家中幾乎無人能及。

可以說，篆書不僅是其一生研究和創作的重點，也是其篆刻、繪畫等藝術的源泉，更是奠定其在近現代書壇不可替代地位的根基。

朱復戡遺存的行草書精華部分收錄在《朱復戡墨跡遺存·行草書札卷》與《朱復戡墨跡遺存·行草詩詞卷》中，內含二百餘件信札和詩詞手稿。

兩部行草書卷集中展現了朱復戡行草書的整體風格，即“以篆作草”，以石鼓、大小篆為根底，從近人沈曾植、吳昌碩入手，旁及黃道周、倪元璐、王鐸明末三位書法大家，由此上溯晉唐，出入羲獻，用篆書筆意書寫“二王”譜系草書，在金石氣中融入書卷氣，在碑帖融合上闖出了一條新路。

朱復戡披荊斬棘、勇於創新，“以篆入行，以籀寫草”的創作路徑，一改原有行草書過於飄逸、只求婉轉之流風，從而使筆法、字法等都更趨豐富多變。

朱復戡的“以篆作草”實際上包含了兩層含義。首先是強調篆書的筆意，即“古意”。第二層含義是指草書創作要有規則和法度。在他看來，所謂的規則和法度就是要符合《說文解字》框架下的文字規範。

他認為：“草由篆出，是古代簡筆字，是最嚴格的書體，稍不留意，便要搞錯。草書是給內行人看的，外行人看不懂不足惜，倘內行人也看不懂，則要考慮作者的草法是否正確的了。”

朱復戡行草書所走過的由碑及帖，進而碑帖相融、獨具面目的創作道路，以及所特有的規矩性、金石氣、學術感、實用性是對書法創作特別是“二王”傳統的突破和開創性貢獻。

朱復戡先生一生經歷豐富，雖然在藝術上名氣甚隆、造詣甚高，但他卻始終自稱一介布衣。在山東濟寧博物館，專門建有朱復戡紀念館，以朱復戡先生在藝術上取得的成就而言，他是配得上這樣的待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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