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胡適，就一生理念與價值現代化的精神氣質而言，是同道中人；但論性情、意志、心態、處世及理念而言，他們又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兩種型別。

兩人同為民國文化圈頂級大V，但相互的態度很是蹊蹺。總體來說，胡適對魯迅始終都很尊重，年輕時寫日記都不忘誇上“最”高階，說什麼“周氏兄弟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胡適日記》1922年3月10日）。魯迅出書，胡適更不吝施以“彩虹屁”，譽之為“開山的創作”。檢遍胡適所有作品、所有言論，你我看不到他非議魯迅的一句一字。但魯迅對胡適，開始敷衍，很快就破口責罵。早在1925年，他就辛辣嘲弄胡博士“蒙著公正的皮”的醜態令人作嘔（魯迅《答KS君》，1925年8月28日），人家幾次致信也不回覆。去世前兩年，他還痛罵胡適，說他是為虎作倀卻又標榜仁義道德的“幫忙文人”，“不但騙人，還騙了自己”（魯迅《王道詩話》，1933年3月5日），對昔日“小夥伴”的文字鞭撻那真是洗髓伐毛矣。

魯迅這麼罵胡適，都是公開的，後者當然一清二楚。可奇怪的是，胡適不僅不惱，絲毫不介意，從來不還口，且似乎對之愈加尊重起來。這難道不奇怪嗎？

胡適對魯迅的罵，從不還口，當然不只是氣量大而已。要知道，魯胡二人，相識於1918年，在五四時期，本是同一戰壕中的親密同志。簡言之，魯迅對胡適誤會重重，但胡適始終信任對方。

他們相差10歲，誼在同輩，五四時期互相之間很有多交往。他們都是一個營壘中的主要干將，都為著一種新興文化的到來，做著相似或相同的工作。“山中還仗義，同澤見斯人”，看看現存此際魯胡二公的書信往來，不難感受到他們之間那種相互信任、相互推挹的美好情感。從現有文獻推斷，他們分道揚鑣，在1925前後。從出版書信集看，1924年8月後，二者的信件便斷絕了，從此雙峰對峙，各自分流。在往後的歲月中，魯迅對胡公這位洋博士多有微詞，時有嘲弄，多不近人情的刻薄言語，帶著輕視與敵意；而胡適方面，舉凡文章、日記、談話，不但對於魯迅的出語不遜沒有任何反擊的意思，還多方維護和頌揚，基本上人前人後，“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宅心仁厚，古風存繼。

也就是說，在生命的後十年，魯迅是視胡適為“公敵”的；而胡適呢，晚年卻親口告訴周策縱說，“魯迅是我們自己人，他還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認為魯迅一直都是他同道中人。二人在看待對方上是決然反差的。胡適曾給魯迅二弟周作人寫過一封長信，自稱“生平對於君家昆弟，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隔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他對魯迅的敬重，沒有作假，至死一以貫之。1936年魯迅去世，前“女粉絲”作家蘇雪林突然翻臉痛罵魯迅，說他“身體病態，心理也完全病態“，還有意將信寄給胡適以為能得一臂之力，不想胡適翻過來批評她，說“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死生之友感人肺腑。這也是胡適為人最大閃亮點：真誠、厚道、體諒人。

後來，魯迅遺孀許廣平等人，希望出版《魯迅全集》，但受到壓力重重，無法實現。也正是胡適，主動站出來，掛名編輯委員，疏通關係，為之奔走，最終讓全集順利出版。我們現在能看到完備的魯迅全集，不至於兵荒馬亂時代如陳寅恪文稿那樣無端散失，還得感謝胡適的義舉。魯迅罵胡適虛偽，事實證明，他真的是罵錯了！在看人方面，不得不說，胡適比他還準，而且更為公正寬厚。

周胡二公，對待彼此關係的態度，何以會差異到如此弔詭？很多人藉此評判魯迅為人，其實也不夠客觀。

我以為，這裡面的核心點，反倒在雙方性格，尤其是成長環境太不一樣了。“性格即命運”，這種因素，表面上屬於細枝末節，但在關鍵時刻卻往往左右人的判斷、態度乃至處世方式。其餘還有一個要素，應當在從屬之列。他們二人，都是昂藏丈夫、正人君子，不是小人。但他們的為人性情、格調，又的確是非常背離的。他們是同道而殊途，用現在話說，他們都是好人，卻不適合一路走，不是一對穩固的CP。這必然會導致他們的疏離，也必然會使得彼此的觀感不同，態度差異。

魯迅自小備受艱辛，遍嘗人情冷暖，彷彿生來就已老，性格是沉鬱冷峻的，偶爾暖意的流露，也是世故與滄桑的過濾，經常顯得心胸褊狹，睚眥必報，易怒易躁，自然是有的。他一生幾乎只有敵人沒有朋友，與人交往基本都是凶終隙末，可以說，他的為人為文，夜色的憂鬱、冰川的冷鬱、地獄的肅殺往往兼而有之，那是一種即便喝毒酒也絲毫不怕死的淒厲的風味。平實地講，就心理狀況而言，他多少是不大健康的，甚或有些病態的。而胡適之，生長徽州，在母親的慈愛中成長，一路順遂猶如天助，入上海、考取庚子賠款、留洋鍍金，20來歲入主北大成名教授，名滿天下，四海爭識，這一切都潛在地影響到了他的為人情志。他的性格，本就是寬厚豁達、平易近人的，加上人生順利、及英美信仰的加持，更讓他的為人彷彿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沒有暗影。他不是虛偽，而是真寬仁，敞亮，“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我在十幾二十歲時，尤其崇敬他這一點，總覺得做人就該做此等人。

所以，一旦魯迅意識到胡適在理念上與他背離時，必然順著他性格邏輯，投槍匕首，冷嘲熱諷，色見乎辭，不稍假借；而胡適呢，一生只有別人當他是敵人，他幾乎從不公開交惡於人，往往以德報怨，是非判斷只存乎內心、見於行事，口角之爭從不是他所樂見樂為的，所以他對魯迅的謾罵一笑置之，自然也是性情的慣習所致。更何況，他一生都很佩服魯迅的為人、學識與文章，至死都認為魯迅是他的同道中人呢。胡適晚年，在寫給雷震、吳相湘等人的書信中，不斷懷念故友魯迅。魯迅認定他是“敵人”，他只是付之一笑。

可以說，雙方言行的差異，並非是君子小人之分，反倒都是因為心中存著一個“道”字使然：

魯迅認為胡適不再是他的朋友，批評他不是私怨，而是出於“公道”；而胡適的不以為意，既是篤於\\\“友道”，也是忠於彼此所共奉的某種“道義”、以及如何讓古老而落後的中國更加現代的共同選擇的“道路”理想而已。

只是，“道可道，非常道”，同一“道”字“道”理，他們的看法都太不一致了。魯迅看不上胡適，是因為胡適不符合他的期待；而胡適始終敬重魯夫子，在他至死都認定，魯迅與他是同路人。而我，從來都相信，若泉下有知，他們二人是會相逢一笑泯恩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