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是美籍華人作者黃仁宇在遲暮之年急需證明自己的學術水平，而調動畢生經驗和思考寫出來的英文作品，原定名為《無關緊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

本是滿懷著憧憬、信誓旦旦寄出稿件的作者，卻在一次又一次的退稿中遭遇了人生滑鐵盧。不久，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本已經獲得終身教授職位的他又在這時被學校解僱了。面臨著生活困窘的他不得已將書翻譯成中文，委託朋友帶入了國內，試試運氣。

好在，縱英雄遲暮不至末路，在經過三年的討論後，中華書局在2006年首次出版了這本書。而後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萬曆十五年》就憑藉此次出版之風，順步青雲，獲得了國內的一致好評。

國外試水出版屢遭拒絕的《無關緊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更名換姓輾轉國內卻成了大眾眼中炙手可熱的暢銷讀物，究其原因，令人深思。

老生常談，天時地利人和，我們不妨也從這幾個角度切入，淺論其因。

說起這本書出版的時機之巧妙，便不得不提一筆當時大陸內有關歷史敘述模式的狀況。

在新中國成立後，五四時期廣泛吸收外界文化導致百花齊放的學術氛圍經過時間的沉澱而逐步趨同。這並非帶有褒貶情感態度的現象評價，而是新生事物產生髮展中必然經歷的過程。

《人間詞話》中就曾指出“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此時，國內對歷史的闡釋敘述就正處在一種穩定於固定化的敘事模式，同時祈求著創新性元素打破這一局面的階段。

就在這個時候，《萬曆十五年》來了，像一枚石子落入沉寂已久的古潭深井，驚起漣漪陣陣的同時，也讓在水邊靜坐、對這水熟視無睹的人們恍然驚醒——“原來歷史還可以這樣寫！”

\“我讀黃先生書，輒為其缺乏中國思想、文學、藝術等之常識所驚\”，這是北大中文系教授龔鵬程對他的評價。常年浸染在西方文化中寫出來的歷史自然與被古老的傳統文化泅染的我們所居的視角不同。而正是因為這一不同，才為我們帶來了與眾不同的新奇風格。

文如其名，《萬曆十五年》講述的正是萬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間發生的事情。許多讀者不禁疑惑，這並非是歷史上發生重大事件或是作為關鍵性轉折點的一年，在學術研究上甚至有些風輕雲淡，不值一提。

但這本書的獨特之處正是在於，作者選擇了著眼於這普普通通的一年，從幾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入手，從而嘗試闡明瞭明朝後期發生各種大事的癥結。

這樣的觀點，夾帶上帶有西方幽默的語言，一經丟擲，便在中國這個波瀾不驚的年代撞出了絢麗奪目的火花。

《萬曆十五年》這本轟動一時的書，追根溯源，作者最初嘗試發表並不是在中國。而是在美國多次碰壁後才想到了翻譯成中文來國內試水。不得不說，一中一西的地理差異也是切中肯綮的關鍵要素之一。

從《春秋》到《左轉》，從“以史為鑑，可以正衣冠”到“千秋青史難欺”，從“人之患，在於不讀史”到“歷史會重演”。

在中國這片熱土上成長起來的中華民族，始終都是一個有著優良史學傳統的民族。這樣根深蒂固、代代相傳的觀念，不出意外的，潛移默化之轉移到了民族整體的閱讀偏好和閱讀習慣上。這樣的傾向，比之與此書的主題和精神核心，自然是十分契合的。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包容性的問題。正所謂“一切事物的誕生都是要經歷艱難曲折的”，若非大環境對於《萬曆十五年》這一“異己”的絕對包容接受，流行傳播也並非易事。

關於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問題，在學術界早已不是什麼新鮮詞，每一單方或是多方的文化交流繁盛時期，這一特質便突出的表現出來。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爭鳴後的相互融合，後延到每一次外民族入侵後，在中原被同化。

我們希冀於這樣重史、包容的民族特質。也正是這些特質的輻射，造就了《萬曆十萬年》易地而盛的現象。

提及人事，作者黃仁宇委託朋友將書帶回國內，憑友人之誼全然託付，而友人也不失所望，為之東奔西走。

此種情意綿綿，已然是“人和”之象了。將國人的關注與包容置之並肩，也不失為旁人莫之與京的和樂。但種種助力皆為旁因，撥開現象的花影繚亂，不難發現，《萬曆十五年》的作者本身的卓然已然早早奠定了基礎。

在文學研究領域中作品與作者聯絡日益緊密的今天，我們不禁發問，是什麼樣的經歷與個人特質，造就了這樣別開生面、獨具一格的風格？

黃仁宇的經歷十分特殊，與土生土長的美籍華裔不同，他本是受過原汁原味的儒學教育的。1918年出生於湖南長沙，系統地受到了小學、初中的教育後，於1936年考入南開大學理學院電機工程系。

這樣傲人的學歷證明了他在機電方面的學術成就，本可以成為他後半生的心血灌注的專業學科夢卻被槍聲炮響打破了。

抗戰爆發後，與多數知識分子的選擇一樣，黃仁宇踏上了輟學參軍的道路，並於1940年自成都中央軍校畢業。後來任陸軍第十四師排長及代理連長，在軍隊中度過了數年歲月。

直到1946年，黃仁宇才作別祖國，踏上了赴美求學的路程，由於語言的限制才陰差陽錯地選擇了歷史專業攻讀。

這樣富有戲劇性的經歷莫說是史學界，即便是整個學術界也遍尋不到，得到的好處也顯而易見。流水線式的知識接受模式，或是“溫水煮青蛙”式的人才培養模式對他的影響不大，他始終保持了對歷史發自生命深處的草根式興趣。

黃仁宇本身也承認，他的思考、寫作或是研究，都與他本身的生命體驗聯絡緊密。

“我所以成為歷史學家，是因為自己顛沛流離，一切源於中國的動盪不安”，“對我來說，歷史學不只是行業技藝而已。……我開始接觸這一行業和技藝，是因為動盪不安的生活造成心靈苦惱。”

由經歷的特殊上升到對生命體驗的尋根式追問，這正是黃仁宇的苦惱與動力。

《萬曆十五年》的走紅，或許其中確實有著些許機緣巧合忝列其中，時代與地域的因素給了其登上青雲的謝公屐。但文化現象終究與明星偶像等一夜爆紅的現象有著本質的區別，書的質量永遠都是其他附加手段無法包裝和美飾的。

儘管學術界當今對於書中的觀點、例項等依舊眾說紛紜，但筆者以為，單從其作為一種大眾性讀物來說，我們或許不必強求其在學術上的嚴謹度，只一在民間引起的諸多反響來看，便已然是作者的成功、作品的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