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傳統思想裡，法家的地位不像儒家和道家那麼耀眼。

法家出現的背景，是周天子式微，宗法建制無法維持舊格局了，權力不斷下沉，中原列國進入了全民戰爭的時期，法家制度取代禮制，成為時代主旋律。

戰國的法家大多出於三晉，也就是韓、趙、魏三家。有歷史學家認為，這是因為三晉地區商業發達，需要成文的法律來規範社會。

更主要的原因，是這些國家向南要和楚國爭霸，向西要去抵抗秦國，向東又要防禦齊國，地理位置特殊，催生了內部的強烈改革需求，法家由此興起。

法家興起

在戰國時代，最早變法的是魏文侯，他使用法學家李悝，編訂了《法經》作為治國標準，魏國一時興盛。後來楚悼王啟用了吳起，秦孝公使用的商鞅，也是法家的代表。

著名的商鞅變法，不是單純的法律範疇，而是一套涵蓋社會、經濟、軍事和政治的治國政策。核心是：國家要崇尚力，君主要崇尚權。

之後的秦始皇繼承了祖先留下的政治遺產，在李斯和蒙恬的幫助下，建立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國家。

李斯將法令統治全民的主張推廣到極致，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取消道德教化，以嚴刑峻法來治理社會。

法家學說的核心，就是三個字：法、術、勢。

法就是依靠對所有人都公開的成文法來治國，用“法”作為治國的唯一標準，名義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民間，就是完全公開、普遍的賞罰規定，對誰都一樣。

但真正實行起來，老百姓的感受卻不怎麼樣。法家充分理解，政治是懲罰的藝術，賞罰分明，其實是以罰為主。

從倫理上來說，法學家是想讓君主守約，但是唯獨在這方面沒有有效制約。古代的君主可以超然於法律之上，隨意變更法律，其他人只能服從，這和現代文明的法治精神相背離。

綜合運用

有學者提出過一個觀察，像包拯和海瑞這樣大公無私的官員，反而不受法家體系的歡迎，為什麼呢？

因為法家認為，君主能控制臣下的依據，就是因為他們貪圖利益，趨利避害。而包拯和海瑞不屬於這型別的人，他們有自我的倫理標準，沒有私心，也不害怕殺頭。這種雖然工作高效，但是君主不知道拿他們怎麼辦。

在儒家思想裡，這樣的官員值得被推崇，而在法家體系裡，這樣的下屬不能要。

韓非子講過一個故事：韓昭侯有一次喝多睡著了，專門管他帽子的典冠怕他凍著，給他披了上了衣服。

韓昭侯醒了以後，問是誰給他披的衣服？左右回答說是典冠。韓昭侯就同時處罰了典冠和負責他衣服的典衣這兩個人。

其中，對典冠的處罰是動用了死刑。處罰典衣，是因為他有疏忽，該乾的沒幹；處罰典冠，那是他越職。

這正是海瑞那種性格的人最容易出現的狀況，他們因為自信自己的正義，道德的完美，喜歡擅自行事和發言，這讓君主很被動。

韓非認為韓昭侯的這個反應很高明，在法家心目中，臣子絕對不能越權行事，不得越位亂說。出現了這種事，就是要立即重罰，這能讓群臣不敢結黨，以免形成和君主抗衡的勢力。

法、術、勢是一種綜合運用，術和勢一同構成了君主的權術。就是依靠這三者的綜合運用，法家從國家利益和君主權力出發，只強調個人的守法義務，在事實上取消了私人領域。法變成了君主的工具，不是來源於民眾的授權，後面的漢朝和秦朝一樣，都是整合嚴酷的法律措施。

手段的目的

那戰國時代的法家，為什麼要使用如此冷酷的手段呢？這是基於戰國時代全民戰爭對資源的競爭，以強國尊君為目的。

法家認為人民是為君主而存在，就算採取利民政策，也是因為更有利於君主。比如秦國法律裡規定罪犯免於處死的條款，不是出於人道主義，而是讓這個人活著更有價值。法家從來都是把人當做手段，而不是目的。

從實質上講，法家是一種專制政治學，它的實現需要兩個前提：一是強大的武力，二是賢明的君主。沒有強大的武力，就沒辦法實現國家的統一和治理；沒有賢明的君主，勢必會濫用權術，釀成亡國。

但是僅靠這兩條，沒有被統治者的同意，也難以做到王朝的延續。於是，從漢代開始，儒家又被統治者請了回來。從此之後，歷代帝王大多懂得用儒家的理論來釋放自己的合法性，用法家的手段來確保統治穩固。

把道德和法制兩者連線起來，以法家為跳板，把君主專制的政治打造得更加堅固。

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古代法家“依法治國”在當時是相當進步的。戰國時代非常混亂，靠宗族血緣的宗法統治已經無法適應當時的社會。無論是君主、貴族還是平民，都平等地接受法律約束，這是進步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