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說法相當不妥！恰恰相反，文成公主和親有很大的“逼婚”成分，昭君出塞卻彰顯了大漢國威。不過，無論是文成公主還是王昭君，她們對促進民族和平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既然如此，為何後人會產生“顛倒黑白”的理解了呢？這其中又隱藏了什麼歷史玄機呢？我們先從兩位“和親大使”的簡歷說起。

王昭君出生於漢宣帝五鳳四年（前54年），漢元帝建昭元年（前39年）入宮為“家人子”。由於未能入選為嬪妃，所以她的實際身份就是個宮女。

竟寧元年（前33年），漢元帝的挑選宮女和親，不甘心老死宮中的王昭君自請出塞，得到了漢元帝的首肯。

王昭君嫁給呼韓邪單于後，生下一子“伊屠智牙師”。建昭三年（前31年）呼韓邪單于去世，王昭君遵照匈奴習俗嫁給了呼韓邪單于的兒子復株累單于，又生下兩個女兒。

漢成帝鴻嘉元年（前20年），王昭君病逝於大漠，享年34歲。

文成公主是唐朝宗室之女，因為要承擔和親的重任而受封為公主（法理上成了李世民的女兒）。貞觀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隨使團出發，歷經一年的長途跋涉才到達拉薩。

與松贊干布舉行婚禮後，文成公主受封“贊蒙”。文成公主入藏四十年，一直致力於農業、醫學、儒學經典、絲織、釀造、宗教的發展和傳播，為漢藏友好和文化傳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文成公主死於當地大流行的黑痘病毒。

光看簡歷似乎也看不出個“子醜寅卯”，好吧，下面我們進入二者的“激情面對面”。

歷史背景：匈奴的求婚&吐蕃的逼婚

後人對漢朝一直停留在靠送女人求和平的屈辱印象中，其實那是漢朝建立初期的事，經過漢武帝和漢宣帝祖孫倆的打斷打擊，西漢中後期的匈奴已經被打得奄奄一息了。

那時候大漠之南匈奴人幾乎不敢踏足，大漠之北又處於大分裂之中，五位單于自相殘殺。後來草原上又遭遇罕見的天災，牲畜、人口喪失大半，幾乎處於亡國的邊緣。

五位單于中勢力最弱的就是呼韓邪單于，為了生存他被迫向南遷徙，並且向西漢稱臣。為了表達誠意，他三次入朝跪拜漢宣帝和漢元帝，並在第三次入朝時懇求做漢家女婿，為大漢承擔守邊的責任。

在這種狀況下，漢廷以居高臨下的姿態答應賜婚呼韓邪。正是靠“漢家女婿”的身份，呼韓邪單于才獲得了生存和發展的機會，並在漢軍的幫助下再次統一了匈奴。

事實上，漢廷對呼韓邪的賜婚等級並不高，別說真公主，連個宗室女都沒捨得給。王昭君只是個宮女，而且出嫁時也沒有以“公主”身份下嫁。

而呼韓邪對王昭君絲毫不敢怠慢，將她與其她四位閼氏並列，賜號“寧胡閼氏”，視她為匈奴人的平安守護神。

文成公主和親其實是被動的，甚至是被吐蕃人“逼婚”的結果。

松贊干布即位後展現出卓越的才華，他12歲登基，用了三年的時間統一了吐蕃，並將勢力範圍擴充套件到吐谷渾（青海），與大唐摩擦不斷。

貞觀八年，松贊干布第一次向大唐求婚，卻遭到了李世民的拒絕。惱羞成怒的松贊干布於貞觀十二年打著迎娶公主的旗號侵入松州（阿壩州），唐軍遭遇慘敗。

松贊干布不斷打擊大唐的小弟，已經吞併了大量的小部落，李世民再不發威估計河西走廊都保不住了。於是天子一怒河水倒流，李世民派侯君集為主帥，牛進達為先鋒對吐蕃反起反擊。

不過這一仗一點勁都沒有，侯君集還沒趕到前線，牛進達就夜襲松州，斬首一千餘級，吐蕃人棄城逃跑，戰鬥就這麼結束了。

史書有點誇大了此次戰爭的意義，事實上這是吐蕃人的一次戰略放棄，其兵力並未受到實質性打擊，在撤離過程中，他們還將大唐的小迷弟吐谷渾、党項、白蘭統統修理了一遍。

貞觀十四年，松贊干布再次向大唐求婚，這一次李世民答應了，這才有了第二年的文成公主和親。

從以上過程可見，松贊干布的求婚充滿挑釁和威脅，第一次被拒絕他就拿大唐的小迷弟出氣，第二次乾脆佔了大唐的松州。第三次求婚如果李世民再不答應會怎樣？呵呵。

所以，文成公主和親其實是被迫的，跟搶親沒什麼兩樣。

歷史價值：漢匈融合的開啟&唐蕃博弈的開端

本質上兩國和親是政治聯盟的需要，但昭君出塞的價值遠高於文成公主和親。

通讀匈奴的歷史就會發現，這個一度稱雄北方的強悍民族，後來部分向西遷徙，主體部分最終融入漢民族，這個變化的轉折點就在呼韓邪單于時期。

雖然王昭君的身份很低，但呼韓邪單于真的是抱著感恩的心態，積極地推進漢匈和平。他曾經不止一次地說：是大漢拯救了我們匈奴、匈奴要世世代代尊奉漢朝。

正是這種心態，使得漢匈之間延續了近百年的安定和平，雙方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經濟方面的交流融合速度迅猛，匈奴也進入了高速漢化的時期。

假如沒有昭君出塞，統一匈奴的一定是與漢民族為敵的其他某個單于，雙方之間的戰爭一定會大大延長，民族融合也會遙遙無期。

如果說昭君出塞是漢廷對匈奴的恩賜、拯救，文成公主顯然是唐蕃之間對等博弈。

首先我們要明白，松贊干布求婚的目的與呼韓邪單于截然不同，他並非為了求大唐的庇護，而是為了分化大唐與吐谷渾、突厥之間的聯盟關係。

正因為如此，松贊干布才有資格逼婚，因為這是對等的遊戲，唐朝與吐谷渾、突厥也不是鐵板一塊，大唐也需要吐蕃來掣肘他們。

所以，文成公主嫁給松贊干布後竟然沒有獲得王后的身份，而僅僅是個“贊蒙”。大唐的公主竟然給番邦當小老婆，其實是丟了大面子。

好在松贊干布也不敢做得太絕，為了照顧大唐的面子，他規定“贊蒙”與王后有同等的地位。不過明眼人都懂，這個“贊蒙”說白了還是個小老婆。

由此可見，文成公主和親只是開啟了唐蕃之間博弈的歷史序幕，遠沒達到昭君出塞摘果子的意義。

歷史地位：昭君的政治遺產&文成的文化影響

王昭君不光自己為漢匈和平作出了貢獻，她的兄弟們、子孫們都為此作出了不朽的功績。

王昭君的弟弟多次出使匈奴，王昭君的女兒、女婿、外孫長期為漢匈和平奔走呼號，甚至為此獻出了生命。他們的影響力甚至跨越了朝代，在王莽的新朝也一直扮演著這個角色。

可見，昭君出塞對漢匈關係的影響力側重於政治層面，是直接的。

而公主出身的文成公主卻無法涉足政治，更沒有辦法透過政治影響力來改變唐蕃之間的政治關係。

當然，我們也不能因此看低文成公主的和親，她在傳播大唐文化方面的貢獻遠在王昭君之上，事實上也為後來漢藏融合作出了潤物細無聲的功績。

如此一看，即便在最薄弱的歷史地位上，昭君出塞也不比文成公主和親低。

歷史誤解：衰弱的大漢&上升的大唐

既然昭君出塞遠比文成公主和親更體面、更有歷史價值，那麼為何後人會有“黑白顛倒”的印象呢？原因有三個：

其一，張冠李戴，將漢初的屈辱和大唐的強盛，移植給了這兩次和親。

漢朝建立初期，由於國力孱弱，確實經歷了百年的和親屈辱史，因此後人自然而然地以為昭君出塞的性質也一樣。

有一句極具震撼力的臺詞是這麼說的：在我們匈奴，男人的胸脯是女人安全的港灣，你們漢人卻把和平建立在女人的胸脯上。

這種恥辱感任誰都不能忘，它也加深了後人對漢朝和親的恥辱印象，其實這是個誤解。再加上漢元帝時期漢帝國的國力衰退，更容易讓人誤以為昭君出塞是求和。

同樣是和親，由於大唐的強盛讓人產生居高臨下的“賜婚”形象。

雖然整體上來說，大唐確實對周邊的少數民族形成了絕對的優勢，版圖也得到了擴張，但李淵和李世民在位的時候，這種優勢並不明顯，區域性階段也曾經有過屈辱史。

我們只能說，選擇性遺忘，是一種常見病。

其二，個人崇拜，李世民的英明神武，打敗了漢元帝的昏君形象。

兩次和親的主導者，一個是被後人稱作“昏君”的漢元帝劉奭，一個是被譽為“千古一帝”的明君聖主唐太宗李世民，二者的個人標籤決定了兩次和親必然會“變味”。

如果你去讀史書，那裡絕對沒有一個字批評李世民的軟弱，相反會以智慧、悲情、推諉等手法，巧妙地掩蓋他的過失或者妥協。比如文成公主和親，事實上李世民就是被脅迫之下的低頭。

我這麼說並不是想批評史書作者，這種塗脂抹粉比比皆是，它是明君特定的待遇。

漢元帝確實是個昏君，但昏君不等於混蛋，事實上漢元帝是個大好人，昭君出塞的意義也不應該受漢元帝的個人形象而被歪曲。

其三，文化傳播，神化的文成公主，戰勝了悲情化的王昭君。

這兩次和親，在後世的文藝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形象截然不同，文成公主被當作唐蕃和平的使者，並且被逐步神化為“綠度母”。

王昭君則慘了，她完全被悲情化了，毛延壽的作祟、漢元帝的好色、出塞的淒涼等不存在的段子，被層層累加在王昭君的身上，給她蒙上了凝重的悲情色彩。

三者疊加後人就迷糊了，誤以為：文成公主和親讓後人自豪，王昭君出塞讓後人覺得蒙羞。

當然，我不是想褒揚王昭君，貶低文成公主，客觀講，她們都是歷史上了不起的女人，對民族和平事業居功至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