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中，出現了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堂堂大清王朝的戶部國庫，竟然被朝堂上的官員們給硬生生的“借空”了，以至於康熙皇帝在面對百年不遇的黃河災患時，竟出現了無糧可賑、無錢可撥的窘境，這也令康熙大為震驚。

那麼這些朝廷官員們為何要向國庫“借”錢，他們有沒有想過要償還，如果此事一旦為康熙皇帝所知，他們又該如何是好呢？在這裡，我就來為大家做一個解讀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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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類“借錢”的人群，有著各自不同的“借錢”目的。

鄔思道在與雍正的交談中，將挪借戶部銀兩的官員們，按照不同的情況分為了三類。

第一類，確實是因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向國庫借錢的。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還是與清朝時期官員們的俸銀製度有著很大的關係。

清朝時期，一直沿用的是明朝時期的官員俸銀標準，而這套俸銀製度自朱元璋創立開始，就出現了諸多問題，這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官員的俸祿普遍過低，甚至到了不貪汙就無法生存下去的境地。再加上大清王朝建立後，出現了通貨膨脹，物價隨之上漲，當下的俸銀製度更加無法適應當時官員們的需求。

在這樣的情況下，擺在絕大多數普通官員們面前的就只剩下了兩條路。要麼靠著貪汙腐敗，或者尋找其他營生手段，讓生活變得富足起來，要麼繼續堅守著為官之道，但卻只能是“寅吃卯糧”，靠舉債度日。而相較於民間高額的利息，借取國庫的銀兩無疑是成本最低的選擇，於是便出現了大量官員向國庫舉債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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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人，是要藉著國庫的銀兩，賺取暴利的。

康熙最後的處置的桑佩、圖倫升、鄭元芳這三人，便是這類人群的代表。他們從國庫中挪借出了數額極為龐大的銀兩，再加上其手中掌握著一定的權力，“錢權結合”便可以此謀取暴利。

毫無疑問，這些人是最為可惡的，他們只想到的是自身的利益，卻完全置國家的安危與不顧，所以康熙將這三人罷官議罪，完全是其咎由自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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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人，是本不需要借取國庫銀兩，但是為了迎合風氣，卻又只得如此。

這些人中，向國庫借取一兩文銀的老狀元陳文勝便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代表。

在這些人看來，雖然他們不需要向國庫借款，並且一旦追查下來也能還上，不過他們更看重的是自己在朝堂上的人緣和名聲。畢竟，向國庫借取銀兩的官員不在少數，如果他們不借，那麼久而久之便會成為了“孤例”和“個案”，是與整個官場格格不入，因而也會遭到眾人的排擠與非議。

所以，為了保全自己在朝堂上的名望，做到隨波逐流，並且與大多數人站在同一“戰線”上，他們也只能如此，而這也是他們向整個官場風氣遞交的一份“投名狀”罷了。

由此可見，這類人雖不如前面那些挪借銀兩以謀取暴利的人那樣可惡、可恨，但這樣的“假清高”舉動無疑是滋長了朝堂上的歪風邪氣，其影響力和破壞力同樣是非常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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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還有一點不能忽視，那就是這些人之所以能夠如此順利的將國庫的銀兩借出，八阿哥胤禩可謂是“功不可沒”。

如果不是戶部主管阿哥胤禩的縱容，並且對於這樣的行為大開“綠燈”，國庫絕對不會出現如此的虧空，而他這樣的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收買人心。

需要靠戶部銀兩維繫生活的官員，會因為胤禩的寬容而對其感恩戴德；需要靠這些錢謀取暴利的官員則會因為胤禩為他們開闢了財路，而對胤禩無比尊崇；至於那些需要借取銀兩以迎合官場風氣的官員，胤禩的寬縱則是讓他們達成了自己的目的，因而其也會對胤禩充滿好感。

只不過，胤禩這是在用國家的“資源”來實現自己的目的，並且完全置整個國家的安危與不顧，所以康熙在得知此事後對於胤禩的不滿也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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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雍正的追比，這三類人展現出了完全不同的狀態。

俗話說“欠債還錢，天經地義”，這是所有人都明白的道理，然而，真等到雍正接下了追比戶部欠款差事的時候，他才發現事情並不簡單，因為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各懷鬼胎”，並且有著各自不同的態度。

像隆科多這樣的官員，表現其實是最好的。

很明顯，他是屬於第一類人群，也就是因為生活難以維濟而被迫向國庫借取銀兩的。他並沒有選擇逃避，也沒有想要賴賬，所以隆科多先是向佟國維借錢，之後又將康熙賞賜給他的寶刀當掉，還清了欠款。

至於其他同類的官員，則沒有像隆科多這樣。

比如後來向康熙皇帝哭訴可憐的眾位朝臣，他們一邊是沒有能力當下就把欠款還清，一邊是有些居功自傲，不願意償還，所以張口閉口就是自己曾經的奉獻與付出，自認為有理由不去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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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前文中的第二類以及第三類的人群，同樣是有著各自的想法。

像桑佩、圖倫升、鄭元芳等人，他們是靠這些錢來牟利的，所以並不是不能還，而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做到“利益最大化”。

至於其他人，則更多地採取的是觀望態度，畢竟這個時候並非所有人都將欠款還清，日後的事態發展也不明朗，如果提前就把欠款還上，而有人卻沒有還，反而是“吃虧”了。

與此同時，期間還出現了不少意外情況，比如馬國成大鬧戶部、魏東亭畏罪自盡、十阿哥胤帶領官員當街變賣傢俱等，這些人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儘可能的在逃避歸還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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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伴隨著胤礽的“分兩年還清”的方案出臺，這場追比欠款的行動也就此不了了之，儘管這樣的結果令欠款的官員們歡欣鼓舞，可國庫空虛的現狀依然沒有改變，康熙對此也是極為不滿。

而在康熙去世，雍正登上皇位後，又重新開始了對於國庫虧空的清理工作，相比與“仁德”的康熙，雍正則是用鐵腕手段，迅速清繳回了朝廷國庫以及地方藩庫的虧空，如果還不清欠款的那些官員，雍正也是直接下令抄家。

所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這些欠款的官員們雖然逃過了康熙朝時期的追比，可面對雍正時，他們也只能是如數奉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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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康熙朝時期的國庫虧空問題，在雍正朝時期得以解決。

康熙皇帝去世時，留給雍正的是一個“爛攤子”，這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國庫空虛，國家財政吃緊。

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狀況，很大程度上便是由於各級官員與地方官府的“欠款”太多。當然，這些錢並不是被官員們“借走”了，而是原本應該上繳國庫的銀兩，被官員們或是挪作他用，或是中飽私囊，再加上康熙皇帝對於此事的寬縱，從而出現了一大批的“死賬”、“爛賬”，這也國庫的虧空也越來越大。

而對於這些欠款的官員來說，他們都是抱有著“僥倖”心理的，因為按照以往的慣例，新皇登基之後大赦天下，這些虧空也基本上不會過分追究，所以他們才會愈發的有恃無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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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這些官員們沒有想到的是，雍正會用如此鐵腕的手段治理國庫虧空。

不管是普通官員，還是皇親國戚，只要拖欠了國庫的銀兩，就必須限時還清虧空，就連十二阿哥胤裪這樣的康熙皇子，也被“逼”的只能變賣家產來“還債”，與康熙皇帝關係密切的李煦家族和曹寅家族，更是因為還不清欠款，被雍正下令抄家。

在雍正的高壓態勢下，各地以及朝廷中央的虧空得以迅速填平，國庫也就此充盈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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