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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有了語言,為何還要創造文字?

《漢字再發現:從舊識到新知》,葛亮 著,上海書畫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人類有了語言,為何還要創造文字?人類可以畫畫,為何還要使用文字?

要理解漢字的性質,我們不妨先把漢字放下,從人類歷史的角度來思考以上兩個問題。大家都知道,語言的產生比文字要早得多。有一種說法是“自從有了人類,就有了語言”。世界上許多語言至今沒有對應的文字,目前已知最早的文字,也只有幾千年的歷史。一般情況下,人們只靠說話便足以達意,為什麼還要寫字呢?

這大概是因為,當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自然會產生長時間保留歷史的需求,以及遠距離傳遞資訊的需求。而依靠“口耳相傳”的語言,在時間上、空間上都存在明顯的侷限。當面說都明白,過了時、隔了空,多次轉述,難保不走樣。或許正是為了突破這些侷限,古人才創造了文字,把語言透過文字轉錄到某些物質載體上,使之流傳下去,讓後人知曉;使之傳播開來,抵達遠方。

不過,讓語言突破時空,必須要靠文字嗎?似乎繪畫也可以?人類在幾萬年前就畫得一手好畫,甚至早就有了描繪事件的“連環畫”。哪怕在文字產生之後,單就記錄物體形態而言,文字也未必比圖畫高明。比如商代青銅器上描繪眼睛的目紋,和同時代的象形字“目”相比,就難分你我。

商代目紋(左)與“目”字(右)。

但是,在古今中外任何一種語言裡,比具體事物的名稱更常見的,其實都是難以用圖形描繪的內容,比如表示時間、方位、意識、情感、觀念、程度等抽象概念的詞語,以及大量的虛詞。精確記錄這些詞語的任務,還得文字來完成。

就拿“在古今中外任何一種語言裡”這一小句為例,除“一”之外,“在”“古今中外”“任何”“種”“語言”“裡”這些用文字記錄下來的詞,恐怕都很難用“畫”的方式呈現出來,更難用“畫”的方式讓他人準確理解。

也就是說,文字和圖畫最大的區別,在於文字是能夠完整記錄語言的符號體系。相對圖畫,文字最大的優勢在於記錄“無形”,而非“有形”。

由此我們不難想到,在漢語中,能純粹以“象形”的方式記錄下來的詞語,恐怕少之又少。“畫不出來”或“畫不明白”的,反而是多數。那麼,常見的“甲骨文是象形文字”“漢字是表意文字”等關於漢字性質的說法,有沒有問題呢?

當我們討論某種文字的“性質”,主要是在說它怎樣用符號來記錄語言,是記錄語音——“表音”,記錄意義——“表意”(“象形”是表意手段之一),還是不顧音意,強制規定符號和語言的關係。

那麼,漢字是怎樣記錄漢語的呢?下面我們就以表示時間的“古”“今”二字為例,從一個小小的切口,來窺探漢字的性質。

古人如何描繪代表過去的“古”字?

不妨假設,你就是造字時代的人,名字叫cāng jié。平時說話的時候,你早已習慣用gǔ表示過去,用jīn表示現在。(用漢語拼音只是表示語音中“詞”的便宜之法,並不代表當時的實際讀音。)如果要為這兩個詞各造一個字,你會怎麼做?把“過去”和“現在”畫出來嗎?這恐怕很難。那麼,我們的古人是怎麼做的呢?

先看“古”字,上“十”下“口”。按照以往的理解,多把它看作數字“十”和嘴巴“口”的組合,表示前代的故事以“眾口”相傳。比如東漢許慎所作的《說文解字》說:“古,故也。從十、口。識前言者也。”所謂“從某某”,就是指以某某表意。從出土古文字資料看,“古”字下部確實是“口”,但上部原本並不是“十”,而是一個特別的構件——一豎畫穿過一個方框或墨團,大約春秋戰國以後才簡化成一橫一豎。

“古”字的演變。

一豎畫穿過一個方框或墨團這個構件後世不傳,但也見於古文字“戎”“博”“盾”之中,從而可以推斷出它的來歷。

古文字“戎”。

搏鬥的“搏”本寫作“博”,如今“博弈”“賭博”仍用“博”,是存古。“博”是形聲字,以“十”形表意,以“尃”表音(可對照“膊”“薄”等)。古文字“盾”有一個特殊的形體,以左下角的一豎畫穿過一個方框或墨團這一構件表意,以“豚”表音(“豚”“盾”本同音,吳方言仍近同),也是個形聲字。可見就代表盾一類的兵器。

古文字“博”(左、中)和古文字“盾”之一體(右)。

從以上這些字形看,一豎畫穿過一個方框或墨團的構件正象盾牌之形,或許是“盾”字的初文(“初文”指已知最早的構形),也可能是表示盾牌的“幹”或其他字的初文。那麼,此字在盾牌下面加一個“口”,和古代的“古”又有什麼關係呢?

研究者發現,古文字有一種特殊的構形方式,在一種物體下加“口”形,來表示此物的某種特徵。比如:在“弓”下加“口”,表示弓的特徵——“強”;在“戈頭”下加“口”,表示青銅戈的特徵——“吉”(“吉”的本義是堅硬,“吉金”即堅硬的銅,“吉利”本指堅硬而鋒利);在“黍”下加“口”,表示黍子(黃黏米)的特徵——“香”;在“京”(象高臺)下加“口”表示京的特徵——“高”;在“壴zhù”(象鼓形)下加“口”,表示鼓樂的特徵——“喜”。

分別為“強”“吉”“香”“高”“喜”。

由此可見,在象盾牌的一豎畫穿過一個方框或墨團的構件下加“口”組成“古”字,原本很可能表示盾牌的某種特徵。結合“古”的讀音看,“古”字應該是為堅固的“固”所造的,它的本義就表示盾的特徵——堅固。那麼,原本表示堅固的“古”字,和它一般用來表示的詞——古代的gǔ——之間,是什麼關係呢?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古人並沒有用表意的方式為gǔ造字,大概因為太難畫了,就直接借用了和gǔ同音的“古”字來表示。而當“古”普遍被用為古代的gǔ之後,人們又造了一個形聲字“固”來表示“古”的本義,以填補“古”被久借不還而留下的空檔。

也就是說,在“造字”層面,“古”是表意的,它的構件都是有意義的符號。而在實際“用字”的層面,從很早開始,“古”就被借來表示古代的gǔ。在絕大多數時候,“古”可能只是表音的(“古”和“固”的詞義或許也有關,這裡暫不討論)。

不過,對於絕大部分漢字使用者而言,“古”字表音還是表意其實並不重要。最晚從東周時代開始,人們就已經把它當作上“十”下“口”的構件組合,對於一般學字或日常用字的人而言,“古”既不表音,也不表意,只是一個毫無理據的、讓人強制記憶的符號(可稱為“記號”)而已。關於“古”字的三個層面,我們可以用一個表格來概括:

關於“古”字的三個層面。

由此可見,同一個漢字,從最初的“造字”、實際的“用字”和後世一般的識寫(或許可以叫“識字”)三個層面看,它的性質可能都會有所不同。

“今”的構形跟今天的“今”有何關係?

“今”的構形比“古”更難理解,哪怕是時代最早的商代字形,也不過是一個三角形的“帽子”和一短橫,跟今天的“今”似乎完全扯不上關係。

古文字“今”。

分析“今”字,要從“口”和“曰”說起。古文字“口”字象嘴,“嘴角”上揚,下部作一弧筆或折筆。在“口”上加一短橫,表示從口向外說話,便是“曰”字。

古文字“口”“曰”。

當“口”因構形的需要而倒置的時候,其中的弧筆往往會被寫成折筆(或許是為書寫或刻劃的便利)。如“合”字本作兩“口”相對之形,可能是對答的“答”的初文;“飲(飲)”字本作一人俯首張口飲酒之形,後來上部的“倒口”都變成了A。

古文字“合”(左一、左二)和古文字“飲”(右一、右二)。

文字上部的“倒口”寫成A形的現象,還見於“食”字,以“倒口”對著一個飯食器“簋”上突出的穀物,表示進食;見於“龠(yuè)”字,以“倒口”對著一排帶吹嘴的竹管,表示排簫類的樂器“籥”;見於“令”字,以“倒口”對著一個跪坐的人形,表示上對下發號施令。

古文字“食”(左),古文字“龠”(中)和古文字“令”(右)。

由此可見,“今”字原本是由“倒口”和一短橫組成的,也就是“倒曰”。“倒曰”很可能表示與“曰”相對的某種情形。結合讀音看,“今”應該是為“吟(jìn)”所造的字。

“吟(jìn)”字本表示閉口不言,是“噤”的異體。“噤”字因為保留在成語“噤若寒蟬”中而為當代人所熟悉。其中的“口”“禁”都表意(“禁”還表音),合起來,就是閉口不言的意思。在古書中,“吟”字除了表示吟誦、呻吟的吟(yín),也保留了和“噤”相同的用法。

比如《史記·淮陰侯列傳》有“雖有舜禹之智,吟(jìn)而不言,不如喑聾之指麾也”。此外還有寫作“唫”的,比如《墨子·親士》有“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唫(jìn)”。可見“吟”“噤”“唫”都是為表示閉口不言的jìn所造的形聲字。

和“古”的情況類似,大概也是因為太難畫了,古人並沒有用表意的方式為表示現在的jīn造字,而是借用了和jīn同音的“今”字來表示。而當“今”普遍被用為今天的jīn之後,人們又造了“吟”“噤”“唫”等形聲字來表示“今”的本義,以填補“今”被久借不還而留下的空檔。

於是,對於“今”,我們也可以從三個層面來分析:在“造字”層面,“今”是表意的,用“倒曰”表示閉口不言;在“用字”層面,從商代文字開始,“今”就普遍被借來表示今天的jīn,這時,“今”其實是表音的。當然,對於絕大部分漢字使用者而言,“今”也只是一個由“人丶乛”構成的,無理據的記號而已。

“今”字的三個層面,也可以用一個表格來概括:

“今”字的三個層面。

其實,不論古人、今人,至少是秦漢以來使用隸楷文字的人,在學漢字、用漢字的時候,大多並不真正瞭解(也不太需要了解)它的構形理據,基本都是強行記憶其字形、筆畫。所以,哪怕將“古”“今”二字的用法對調,用“古”這個字形表示jīn(現在)、“今”這個字形表示gǔ(過去),只要約定俗成,人人遵守,大概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透過分析“古”“今”及相關諸字,我們可以發現,在漢字中,各個單字記錄漢語的方式本就有所不同;同一個單字,在不同時代、不同使用方式或認知程度下,跟漢語的關係也會發生變化。總體而言,漢字原本是綜合運用表意、表音等方式來記錄語言的文字體系。而在實際使用中,多數漢字已成為強制規定的記號。因此,漢字可以稱為“意音文字”,或“意音-記號文字”,而絕非單純的“表意文字”。

尤可注意的是,當漢字體系形成時,“借字表音”就必不可少,甚至比較普遍了。哪怕追溯到商代甲骨文,漢字也絕無可能是單純的“表意文字”,甚至“象形文字”。因為,只有大量使用表音等方式,解決了各種“畫不出來”的問題,一種文字才可能真正地記錄語言。

本文選自《漢字再發現:從舊識到新知》,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圖均來自該書。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葛亮

摘編/何安安

編輯/王青

導語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