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之前，城市生活的東西幾乎什麼都要用票。重要的工業品不必說，如三大件，手錶、腳踏車、縫紉機，不光要票，還要“工業券”。每個成年人每年好像只有一個工業券，買一件東西就得二三十個，要攢多年。如果急著用，就得朋友親戚之間相互“拆借”。其他的生活品如布料、糧油、白糖、魚肉蛋以及豆製品等，也都憑票供應。所以每家每戶的主婦都管理著一沓沓的票證。離了票證，無法生活。有一碼說一碼，憑票，東西真不貴，雞蛋6毛多一斤，優質的帶魚3毛多一斤。現在的年輕人一聽說3毛錢就能買一斤帶魚，好生羨慕，豈不知那時只有逢年過節才能見到點兒魚腥，而且多數家庭寧願買2毛多一斤的次等帶魚而不買3毛多的優質品，畢竟每斤能省一毛多錢。

一毛多錢，可以辦不少事，比如買兩根上好的冰棒，或者買兩塊包著糯米紙入嘴即融的大白兔奶糖。現在魯菜館都有一道菜叫“老濟南炒合菜”，弄幾樣東西炒在一起，挺貴的。其實那年頭飯店的“炒合菜”，是其他菜的下腳料，捨不得扔，合在一起炒。有些富裕點兒的家庭，偶爾到飯店買個菜解饞，都願買這個，便宜。一兩毛錢就可以買半茶缸子。

最要緊的是糧票。如果沒有糧票，就只能在家裡吃飯，在外面無法買到任何糧食製品。外出開會，住旅館飯店，吃公家餐也必須交糧票。糧票分等級，地方糧票只能在省內使用，出省就得用全國糧票。比起地方糧票，全國糧票紙張高檔，圖案精美。如果口袋裡掏出幾張全國糧票，那還是很有派兒的。一般老百姓沒有正路子可以搞到全國糧票，除非賓館飯店裡有熟人幫忙換一些。兩種糧票長期並存，後來推而廣之被用來比喻資格待遇的差別，比如評職稱、提幹或者漲工資之類，在規定和計劃之外的，常被人稱為“地方糧票”，在內部待遇一樣，擱到外邊不承認。一說就知道。

糧票依存的基礎是糧本。糧本和戶口本同等重要，鄉下人是沒有的，這就是城鄉最大的身份差別。如果不下館子、不買油條，也不吃桃酥蛋糕，有糧本就可飽肚子。有糧本才能取糧票，取了糧票也就可以保證出去餓不著。在家要糧本，外出要糧票，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每個人的口糧都在糧本上，並標註粗糧細糧的比例。細糧在北方其實就是白麵，標準粉，又叫八五粉，85%的出粉率。也有更白的面，那叫“富強粉”，糧店裡買不到，只有檔次高點的飯店有富強粉的食品。我的祖父曾帶我下過一次館子，濟南西門邊的匯泉飯店，嘗過富強粉的小饅頭，不用就菜吃，也很享受。

粗糧中也有好東西——大米，儘管那時的米很粗糙，但比起玉米麵、高粱面、地瓜面要好得多。只是其他粗糧計劃內可以隨便買，只要糧店裡有，而大米稀缺，只能限量。所以曾經有一段時間，鄉下人用大米換城裡人的粗糧，以少換多，大街小巷“換大米”的叫聲不絕於耳。農民進城除了換大米，再就是收垃圾和“偷大糞”——私自挖廁所是不允許的，這項工作只能晚上偷偷進行，到居民院裡的廁所門口，先要悄悄地問一句“茅房有人嗎”。“換大米”“倒垃圾”和“茅房有人嗎”，成為那個時代農民進城的三種“職業語言”。

秋冬之交是個好季節，因為地瓜下來了。地瓜可以多買，一斤口糧可以買五斤，雖屬粗糧，但蒸著煮著都好吃。所以一聽說糧店來了地瓜，人們便推著小車、提著麻袋去排隊。糧店的院裡地瓜堆積如山，大臺秤前，店員們手持鐵鍬給居民們裝，有時排隊的人多，還需要挑燈夜戰。這時節，家家桌子下面都堆了一大堆地瓜。地瓜的不好處，就是吃多了燒心，但有兩樣東西可解，鹹菜和白菜，地瓜之絕配。當然不是有意之絕配，吃不吃地瓜，到了冬天都是這兩樣菜，最多加上蘿蔔。地瓜養人，一時間，大人孩子都像氣兒吹的一般，圓潤了很多，都有了血色，俗稱“地瓜胖”。遺憾的是每年地瓜就那麼一季，晾成幹磨成面就沒人願吃了。

上世紀80年代一出頭，糧票不知不覺地多了起來，緣於收入的增加和自由市場。那時不叫農貿市場，而叫自由市場，略有些貶義。開放自由市場，農民進城賣東西不算投機倒把，城裡人便可以買到更多的副食品，餐桌日漸豐富，糧本上的糧食便有了結餘。

糧票用不了，漸漸成了一種交易品，可以在自由市場上換雞蛋。因為對於沒有計劃口糧的鄉下人來說，糧票還是很重要的。十斤左右可換一斤雞蛋，糧票又有了新的用途。當然，比糧票更有價值的是油票，計劃內的花生油比計劃外的便宜很多，用油票換雞蛋，一斤就能換一斤。只是一般人一個月半斤油，都沒有富餘。我的一位朋友是個單位的小頭目，鄉下人找他辦事，都帶幾斤香油，家裡廚房牆根有一排裝香油的塑膠鼓子。於是，便捨不得再去糧店買花生油。炒菜也用香油，包水餃調餡也用香油，滿屋子都是香油味兒，吃完飯，一打嗝也是香油味兒。油票攢了上百斤。夫妻都是老布林什維克，不好意思拿去換雞蛋。不久的一天，糧油票突然宣佈作廢了，眼見都成了廢紙，著實可惜。

主播/後期剪輯：孫偉軒（實習）

編輯：朱若彤

值班主編：王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