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張大千的繪畫，最有名的事當屬他仿石濤的本領。就連傅雷也承認，張大千是臨摹石濤畫作的“頂尖的第一流高手”。

劉墨認為，在張大千仿的石濤畫中，尤以冊頁為多，而多幅冊頁中，一定有幾張真，有幾張假，真假摻雜在一起。他把石濤的畫說成是自己畫的，而把自己的畫說成是石濤畫的。

這樣，漸漸地就混淆了人們的眼力，於是許多人就相信了他的說法。他客觀點評道，張大千的骨子是細潤的，即使他摹仿石濤“狂”的一面，也是細潤的，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自己的天性，與石濤的高古縱逸不同。石濤的精品畫下筆有一種蒼渾之感，而張大千造的假石濤畫雖清潤潔淨，但缺乏蒼渾之感，他用筆有時比石濤用筆更流利更清新，但內涵簡單，還是不能和石濤比。

此外，劉墨則一針見血地指出張大千仿石濤畫的弊病，“和石濤比起來，張大千最要命的缺點是：‘神’是‘散’的；‘氣’是‘弱’的；‘筆’是‘尖’的。”

在具體分析張大千的仿石濤畫作水平高低上，陳傳席拿李瑞清與張相提並論。他說，李瑞清學石濤，一出手便變成自己的風格，而張大千一直沒變出自己的風格。進而，陳傳席認為，張大千繪畫天分並非太高，書法格調非常一般化。他還指出，在張大千作大潑彩畫之前，他的成就仍然不高，畢竟只是臨摹而已。

從真偽上來講，傅雷在1961年7月致劉抗信中，把張大千看作是“投機分子”，並認為他“一生最大本領是造假石濤”，其作品“俗不可耐，趣味低階，仕女畫尤其如此”。國外亦有學者把張大千稱為“偽作的大師”。

同樣，陳傳席對張大千仿石濤畫作的印象也非常不好，尤其是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的劣跡，陳傳席則表現出深切痛惡的言論：1981年，我去過敦煌，看到很多地方的壁畫被張大千剝離砸壞。著名的藏經洞即第17窟畫有《仕女圖》，其上被張大千題了很多字，最末還題下張大千的姓名。我當時看了十分震驚。他的題字無法颳去，一刮就把畫面刮壞。舊事不提，越提越生氣。

張大千的畫，沒有黃賓虹那樣耐看的線，也無法達到渾厚

綜觀張大千的繪畫藝術，為後人所認可的，則是他晚年因眼疾而實行的潑墨法的嘗試，這種潑墨法極具現代感和神秘感。對此，郎紹君指出，這些以“潑”為主的作品，雖然借鑑了抽象表現主義的某些因素，看上去全然是中國作風、中國氣派，沒有西畫痕跡，更沒有半生不熟、生吞活剝之病。［3］張大千探索潑墨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臺灣研究張大千的學者傅申表示，“發展到1913年，大千漸漸採用半自動的潑墨法，或兼用大面積的潑彩法，終而在1964-1969年間他發展出有整體感的、成熟的潑墨及潑彩，或兩者兼用的畫法。”《雲山圖》《幽谷圖》《萬里長江圖》《廬山圖》等作品，便是用潑墨法創作而成。

然而，陳傳席直言，如果張大千的視力好，恐怕會臨摹一輩子。有人說張大千的潑彩畫是受了西方抽象畫的影響，但他拒不承認，稱古已有之。陳傳席進一步補充，“不論怎麼說，張大千的潑彩畫對中國畫是有貢獻的，他的潑彩畫也有一股清氣（雖然不是太清）。學張大千潑彩的畫家之畫，有浮躁氣，有惡俗氣，有的髒、亂，鮮有張大千的清氣。這也和張大千的‘天賦’有關。”

值得一提的是，劉墨髮現一個特別的細節，據說，張大千喜歡用夾江紙，張大千畫風的形成和用這種紙也是有關的。因為夾江紙容易出現明潔爽快的效果，不滯筆。但缺點是落在紙上的筆墨無法厚實起來。所以看張大千的畫，沒有黃賓虹那樣很耐看的線，也無法達到渾厚。張大千的線多是直的，即使是彎曲的線，其意也是直的。這一點只要我們看他仿的石濤的畫就可以很清楚了。另外，他的人物畫有類似於齊白石的那種筆法，但他的線也絕對不像齊白石那樣含蓄、那樣厚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