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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草堂原館長周維揚:從未想過會將研究杜甫作為一項事業忙碌終生

“從未想過,我會將研究杜甫作為一項事業,忙碌終生。”說這話的人,是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以下簡稱“杜甫草堂”)原館長周維揚。

作為詩聖杜甫在成都的故居,如今的草堂茅屋是1200多年前的建築風格嗎?作為杜甫研究的專家,周維揚應該是最有發言權的人——這座茅屋正是在他擔任館長期間復建的。不僅如此,草堂唐代遺址出土的眾多文物,也是在他擔任館長時驚現於世的。

周維揚在杜甫像旁

以前不懂他們為何流淚/

如今也成了對杜甫飽含深情的人/

這位在杜甫草堂工作了27年的老館長,講了一件他與詩聖杜甫結緣的趣事。1961年的一個下午,讀初一的周維揚學習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年僅13歲的他根本不知道杜甫是誰,也不關心這首詩背後的含義是什麼。百無聊賴,周維揚夥同朋友逃課。沒想到,老師將此事告訴了他的母親。回到家,母親罰他下跪,他還捱了打,“關鍵是還不讓吃飯!餓肚子在當時是很嚴重的懲罰了。”

1982年2月,從成都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周維揚被分配到杜甫草堂工作。從研究部(編輯部)副主任、主任,到副館長,再到擔任書記、館長主持工作,他見過太多人對杜甫的深厚感情:曾有日本中學教師,走到杜甫草堂門口時,瞬間淚流滿面;曾有捷克斯洛伐克詩人,將整部杜詩翻譯成斯洛伐克語,臨終前交代學生一定要送到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還有一名東北遊客,在下午6點禁止進館時,一定要進去看草堂茅屋,表示這或許是他唯一一次祭拜杜甫的機會;他到加拿大交流時,還曾與一位女教師透過寫中國字交流杜甫詩句,那位女教師在談及杜甫時,滿眼含淚……

“我以前真的不懂他們為何流淚。”周維揚說,1986年,剛在研究部工作時,杜甫學會老會長、《杜甫研究學刊》主編鐘樹樑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弘揚杜甫精神,搞好杜甫研究,保護好草堂是一個事業。”當時他並沒有把這個工作上升到事業。隨著年歲增長,他的經歷逐漸豐富,接觸的人也越來越廣,慢慢地,周維揚也成為了那個對杜甫飽含深情的人。

“杜甫的詩,不僅對我們國家,對世界也有很大的貢獻。杜甫希望國家繁榮,人民能夠安居樂業。整部杜詩,都貫穿了他的人本主義思想,體現了人性的光輝、民胞物與的情懷。這種對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幸福安定的希望,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情懷,所以才能打動人。”周維揚舉例,《題桃樹》中,“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表現了杜甫對生命的尊重和敬畏;《縛雞行》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是杜甫看到雞啄蟲時,覺得蟲子很可憐,但轉念一想,如果把雞拿到市場賣掉,雞也面臨悲慘結局。“這表達出杜甫對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的規律沒有辦法,但是他的善良永被後世尊崇讚美。”

如今的草堂茅屋

為何復建草堂茅屋?/

發思古之幽情,寄情懷之聖地/

再與杜甫的茅屋產生關係,是1996年。任書記主持工作後不久,前任書記張德成告訴周維揚,很多遊客在杜甫草堂裡到處尋找茅屋。兩人相約到工部祠一探究竟,沒想到不到10分鐘的時間內,有超過5人詢問茅屋的位置,更有甚者以為少陵碑亭就是杜甫茅屋。遊客到了杜甫草堂,沒能親眼看到《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提到的茅屋,怎麼都是一件遺憾的事。“我們不可能給每個遊客解釋,這是在杜甫草堂茅屋的舊址基礎上,經過歷代的修葺,演變成的一個紀念性的祠堂。”

認識到問題的重要性後,周維揚開始著手準備復建草堂茅屋之事。1996年9月,草堂茅屋開始動工,歷時5個月,1997年2月竣工對外開放。周維揚回憶茅屋正式開放的那天,所有人都像過年一樣開心,全國媒體爭先報道,杜甫草堂好不熱鬧。24年後,如今再站在草堂茅屋前,周維揚仍舊感動,“這裡是讓全世界崇敬杜甫的人們,發思古之幽情,寄情懷之聖地。”

杜甫曾經建造的茅屋,自他離蜀後便逐漸破舊荒廢。後經唐末、宋、元、明、清歷代恢復重建,今天杜甫草堂的格局是明弘治十三年、清嘉慶十六年培修而保留下來的,不過,未有茅屋的痕跡。既然未有痕跡,那為何要復建茅屋?如果意義重大,為何不早點復建?直到老書記張德成提醒建議後,周維揚才知曉原班子早有復建茅屋的想法,大概苦於反對重建茅屋的聲音較多,認為恢復茅屋就是造假古董,才一直無法實施。

從那時起,周維揚就開始為重建茅屋做準備。他先整理出必要性和可行性方案,專門寫了一篇題為《談重建茅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文章。他認為,重建茅屋,應挖掘杜詩的文化內涵,讓廣大遊客有一個“發思古之幽情”的地方。此外,杜甫所建的茅屋根本不可能儲存一千多年,在原址上進行復建,是為了滿足廣大遊客的要求,讓他們有一個“寄情懷之聖地”。經過杜甫草堂工作班子的努力,曾經反對的聲音也逐漸消散。

周維揚在茅屋前

從杜詩中復原茅屋面貌/

從此再無遊人詢問茅屋何處/

重建茅屋建在哪裡?建成何面貌?怎麼確定其風格?對於這些問題,周維揚認為,杜甫早已在詩中描繪清楚:從“柴門不正逐江開”,知道他的柴門順浣花溪而開;從“背郭堂成蔭白茅”,知道他的茅屋背向成都城郭,是用茅草所做的;從“叫怒索飯啼門東”,知道茅屋的東面為廚房;從“窗含西嶺千秋雪”,知道茅屋的西邊是臥室……茅屋外的五株桃、四棵松,竹林在旁邊的景象都能在杜甫的詩歌中找到大致的方位。

“杜甫的茅屋風格我認為就按照穿鬥式的川西民居設計,因為這種風格存在了一千多年。農村的茅草屋到現在都沒變,肯定沒錯。”周維揚說,透過杜詩“去郭軒楹敞”“層軒皆面水”“亭臺隨高下,敞豁當清川”等可以推斷,杜甫的茅屋要比一般的農村草房檔次高一些。就這樣,茅屋的設計圖紙逐漸清晰。

重建茅屋受到了各級領導的重視與支援。周維揚回憶道,原成都市文化局局長史家健每週末必到工地瞭解工程進度,協調所遇到的困難。而基建部工作人員則不分白晝黑夜,加班加點工作。同時,還要深人眉山、仁壽、簡陽等周邊鄉村,從當地農家收集茅屋所需木料、慈竹、黃茅草等建材。

草堂茅屋重建完成,從此以後,再無遊人詢問茅屋何處了。

崇敬杜甫者的“朝聖”之地/

基辛格、希拉剋也曾到此參觀/

茅屋重建完成後,成為了崇敬杜甫者的“朝聖”之地,其中就包括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和法國前總統希拉剋。

“兩人對杜甫是發自內心的崇敬。”周維揚回憶道,1998年,基辛格到杜甫草堂參觀,本預留了15分鐘,他卻最終參觀了45分鐘。“他邊走邊認真仔細看,對杜甫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和尊崇。陪同人員很著急,我說走一圈都不止一刻鐘。”周維揚笑道,那時基辛格也不管耗時多長,要把杜甫草堂裡裡外外看個遍。走到茅屋時,基辛格臉上露出興奮之情,看到旁邊有觀眾留言簿,便找了空白處留言;到大雅堂,又在那裡的留言簿上書寫。待基辛格離開後,透過翻譯才知道,兩處他都用同一句英語寫到:“產生如此偉大詩人的民族,必將擁有輝煌的未來。”

希拉剋在成都的有效時間只有3小時,其中80分鐘都在杜甫草堂。在周維揚記憶中,希拉剋很喜歡中國文學,對杜甫也很瞭解,“走到草堂花徑,他說杜甫到草堂修茅屋前,便先住在廟裡。走到茅屋時,駐法趙大使就請館長親自為總統講解。”周維揚說,當時在茅屋專門放置了唐代遺址出土的文物,講完這些文物的來歷後,希拉剋又對文物進行了細細觀察,並表示:“我真不想離開,這個地方太優美了。”沒想到希拉剋回國後,請他的大使給杜甫草堂寫了封信,對這次杜甫草堂的接待表示感謝。待杜甫草堂回覆信函後,他又親自給周維揚寫了封信,再次表達了對杜甫草堂接待的感謝,並稱在這裡留下的印象,將會長久儲存在他的記憶中。

楠樹曾為風雨所拔/

如今一派生機勃勃景象/

杜甫草堂幾百畝的園林,鬱鬱蔥蔥,隨處可見的古木名樹挺拔參天。走在這片綠林中,周維揚表示,這裡的古楠木曾一棵棵死去,他們想盡辦法,給樹滴灌、請園林專家會診、施肥等等,都不見起色。就連後來補栽的一批園林植物,長勢也不見得好。

這令周維揚也曾有過“聽天由命”的無奈感。1996年,他還親身經歷了杜甫所寫《楠樹為風雨所拔嘆》的場景。“那天,杜甫草堂周邊的風力都不是很大,唯獨草堂內風很大,大樹被風連根拔起,一點都不誇張,香樟、楠木幾十棵都倒下了。”周維揚形容那畫面和自己的心境,就如同“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

杜甫草堂的草木生長情況有質的改變,來自於水系的流動。那時,草堂的水為死水,裡面還有雜物,到了夏天常發出臭味,遊客對此頗有微詞,這也引起了相關領導的關注。周維揚瞭解到情況後,便對時任修建辦公室主任的李鋒說,“能不能設計一個方案,把浣花溪的水抽出來,在草堂流一圈,再還給浣花溪?”

就這樣,待改造水系完成後,杜甫草堂裡的樹木長勢越來越好,呈現如今的一派生機勃勃景象。

唐代遺址

發現唐代遺址/

為杜詩所寫提供了實物佐證/

在唐代遺址沒有發現之前,杜甫草堂有個最大的缺憾,便是從文獻到文獻,沒有具體的實物。走近唐代遺址,其中有十多個埋藏了一半在地下的大大小小的陶罐,周維揚指著它們說,“這可能是唐代的冰箱,因為有一半埋藏地下,能讓裡面儲存的食物在溫度較低的環境下儲存,不易生黴。”說完他又指著遠處的一口井,表示唐碑就出土在那兒。

周維揚在唐代遺址前

杜甫草堂正門西側的唐代灰坑、北門內東側苗圃基地的唐宋民居遺址的發現,要從2002年3月說起。

那是一個週末,杜甫草堂的工人正在做地下管網鋪設,周維揚突然接到電話說,正門旁挖到水缸及幾隻碗。周維揚擔心是文物,立即讓大家不要動,待週一開完例會後,他到現場一看才發現,那是一塊碑很大的碑座。幾隻碗經鑑定為唐代文物後,周維揚興奮至極,“這對杜甫草堂有極大的價值和意義。”後來,在灰坑內還出土了大量唐代陶瓷器物及殘片,還有石臼、塊狀石灰和一些鏽蝕的鐵器等物品。

又過了沒多久,草堂東莊進行管網鋪設,那天周維揚正在睡午覺,突然又接到電話:“周館,發現地下室,上面蓋有石板,說不定裡面有金銀財寶。”周維揚立即趕到施工現場,掀開石板,發現下面有一口枯井。

那塊石板上的文字,是杜甫草堂唐代遺址中,唯一一件有文字記載的文物——唐代僧人塔銘碑,上刻“大德行感禪師垂拱三年,終於本寺”。垂拱三年即公元687年,杜甫為避“安史之亂”於公元759年入蜀,印證了杜甫初到成都時寓居寺廟——“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雖然目前不能斷定它們與杜甫有直接的關聯,但卻為杜詩所描寫的居住環境以及這一帶人們的生活狀況提供了實物佐證。

紅星新聞記者饒勁曾琦

攝影記者段雪瑩

編輯李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