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嘉靖三十八年起，戚繼光於義烏招募3000餘，此後50多年先後在義烏招募兵士32次，共計10萬餘人，成為浙兵的主力。參與了明中後期的數次重大戰爭，並且修建了山海關老龍頭段、北京金山嶺段長城。義烏人對於大明王朝，也算鞠躬盡瘁了。打到後面，義烏十室九空，地方官向崇禎上書，義烏實在是無人了，才停止向義烏募兵。戚金的江浙兵和當年戚繼光的戚家軍關係不大。不過是因為戚金是戚繼光侄子的身份，也是因為這個身份，戚金經常直接被歷史忽略，這也是一種悲哀。幹得好是伯父的功勞，幹得不好直接被罵虎父犬子。戚金那支部隊，撐死也就是戚三代了，第一代老戚自己帶的，二代打壬辰倭亂，回來後在薊州被明軍殺害（至此南兵參戰意願降低），戚金那支，已經稀釋的不能再稀釋了。

壬辰戰爭和日本人作戰時，浙兵和戚家軍可是好手，軍紀嚴明，其中一支回國駐守薊州因為要銀餉被明軍自己殺害，（當年戚公也駐守過薊州，算是老根據地了）悲哀，最後出現戚家軍就是在東北了。明史王保傳裡記載了這件事，就是吳惟忠入朝的那隻浙兵，都是戚繼光所募，是正牌的戚家軍血脈，在石門寨被王保誘騙到校場暴力殺害，還被汙衊造反。戚金當年一直在北方混，後來應該領的是幾百真定兵，三千浙兵則是張名世訓練帶領的，明實錄熹宗實錄能對的上號。

渾河之戰的背景是萬曆和熊廷弼在薩爾滸以後決心新建一支中央野戰軍，包括戚家軍在內的精銳都是這支籌建軍的種子，但也正是因為如此，戚家軍，白杆軍註定了全軍覆沒的命運。軍隊必須是作為實現朝堂目的的工具而存在和使用的，所以必須要保證朝堂路線高於軍事路線的秩序，否則就是軍閥，就會尾大不掉乃至國家一盤散沙。晚唐的河朔，明末的遼東，南下的張國燾都是這個邏輯的產物。萬曆，熊廷弼在完成對遼東軍閥的整頓前，就組建中央軍的舉措註定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對戚家軍來說，他們在戰略上太被動了。

遼東軍閥不可能坐視他們發展壯大乃至取代其在遼東的地位，這是生存存亡的問題，所以遼東軍閥一定會在中央軍羽翼未豐的時候，就把他們出賣給努爾哈赤，借刀殺人。這種來自背後的刀子根本就防不勝防，在這種朝堂環境下，新軍根本就不可能組建起來。所以中央必須先完成對遼東軍閥的整頓，才能佔據戰略主動權。必須先對遼東軍閥確立朝堂路線高於軍事路線的秩序，保證中央對其的絕對指揮，該給各級安插人手就安插人手，該安撫人心就安撫人心。中央只有先透過整頓確立朝堂秩序，掌握戰略主動權，才能真正將組建新的中央野戰軍的工作落實。

晚明那個環境，沒點性格做不成事情，反例史道鄰誰都不想得罪，結果事情越做越差。所以這個時候皇帝的信任就很重要，可惜天啟和崇禎都是刻薄之人。渾河援軍陳策、童仲揆總兵力應該有兩萬。其中第一批援遼川軍吳文傑、周敦吉、周世祿三參將的九千多人。第二批川軍石柱、酉陽、彭順三土司約七千人。浙軍張名世部車營三千人和戚家義烏兵無關，戚金身邊是他新招募的三百真定兵。

浙兵是否對川軍見死不救不敢說，但確實有一個大前提，川軍白桿兵和浙兵戰前十分不合，戰前雙方曾經因為口角大打出手，貌似浙兵還因此放火器誤傷百姓。也許兩軍分兵不在一岸就是主將擔心因為雙方有舊仇配合不好。其實吧，聯絡之前川浙兩軍火併鬥毆來看，兩軍關係不是很好，見死不救有點過，但當時可能確實有各自為戰之意。川兵估計是死也不讓浙兵來救，否則我想不通好幾個小時，川兵也佔據橋頭堡，浙兵怎麼就不能過河和川兵並肩戰鬥呢？明軍連個可靠的中央指揮都沒有，然而反觀後金倒是具備了一系列合格的指戰員。

真懷疑明朝女真起事之前就離心離德，或始於嘉靖，或始於土木堡。遼東明軍內部早與後金勾結，剿而不滅，養寇騙餉，乘亂做大。來了客軍，就通報給女真，讓他們當打手，做掉異己。騙到餉就打點勝仗，沒錢就丟城，放進關鬧一鬧逼一逼。不僅軍隊如此，朝臣王公也是如此，然後明王朝就被撕碎了。上層勾心鬥角，監守自盜，蠶食國家，導致各地起事不斷。遼東軍閥見沒了錢袋子便放清入關，借清之手滅南明，滅農民軍。使正統旁落，再效仿朱元璋恢復中華。明亡後漢軍頭仍握有重兵，可惜這幫野蠻人竟然也會學了，可憐了吳三桂臥薪嚐膽好些年。

小編認為：明末政府運轉或者制度已經喪失一部分功效了，沒有人認為打勝仗就能升官發財吧？魏忠賢在的時候打敗仗不要緊，剋扣下軍餉獻給魏忠賢們立個生祠還能升官發財呢，那些裹足不前見死不救的軍閥們沒有幾個受到懲處，而熊廷弼這樣的被傳首九邊讓多少人心寒？有些人為魏忠賢毛文龍喊冤，一個運轉正常的政府根本不會存在魏忠賢毛文龍這樣的昏聵的中央和擁兵自重的地方軍閥，恰恰是他們在明末太多太多了，中央昏聵賞罰全憑溜鬚拍馬站隊，地方軍閥各懷心思，關鍵時候不聽主帥排程，這樣的明末遼東，諸葛亮重生也無力迴天。明朝因為放開言論，讓人有“極言”的自由，加之主流輿論重文輕武，非君反戰，好奇夸誕風氣，反倒揚敗諱勝才更常見。如土木堡之敗，七十二倭寇橫行江南之類，而明武宗親征與蒙古十萬人規模激戰的戰果卻是二位數，都是這種風氣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