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每當一個王朝即將滅亡之時，總會湧現出一些悲劇性的英雄人物，明末的袁崇煥就是其中之一。袁崇煥，字元素，號自如，祖籍廣東東莞，落籍於廣西藤縣，生於萬曆十二年（1584），卒於崇禎三年（1630）。
袁崇煥生活的時代，外有日本侵朝，內有蒙古擾邊，女真興起，使得明王朝面臨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兵聯禍結、戰事不斷。這種社會背景對袁崇煥影響很大，進士出身的他特別關心東北邊事。當時，努爾哈赤已經統一女真各部，建立後金政權，並於萬曆四十六年取得了薩爾滸之戰的勝利。隨後，明軍屢屢失敗，遼陽失守、瀋陽淪陷，遼東地區為後金攻佔。天啟二年（1622），努爾哈赤率軍進佔遼西，廣寧明軍潰敗入關，袁崇煥挺身而出，到山海關監軍。
天啟六年正月，努爾哈赤率後金兵渡遼河，連下塔山、松山、錦州、小淩河、大淩河等十餘城，直逼山海關。當時身為寧遠道的袁崇煥率領將士上下一心，利用城堅炮利，誓死守衛寧遠孤城。後金軍連續兩日攻城不下，死傷慘重。寧遠城之戰，明軍以少勝多，打敗了數倍於己的後金軍隊，這是明金戰爭中明軍取得的第一個大勝仗。努爾哈赤負傷退兵，不久便憤憤而死。袁崇煥因寧遠大捷被任命為遼東巡撫。
天啟皇帝
天啟七年五月，皇太極率軍渡過大淩河，包圍錦州，發起了寧錦之戰。在袁崇煥的協調和指揮下，明軍將士英勇奮戰，後金軍再一次大敗而歸。袁崇煥也因此成為令人矚目的抗金名將。崇禎元年，他又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結果卻在兩年後被朝廷以最殘酷的磔刑凌遲處死。袁崇煥作為明末著名的抗金將領，卻被他一直忠於的明王朝以酷刑處死，並被京城民眾刻骨仇恨，實為歷史上罕見。
袁崇煥之死，與其個人性格有著密切的關係。他“為人慷慨負膽略”，好為大言，過於自負、敢於抗上，只要他認為對的東西，不管是皇帝還是上司，都敢於違命不遵。這種自負的性格隨著其權力和責任的增大而膨脹成為自大和專擅。如天啟六年八月，努爾哈赤去世，袁崇煥自作主張，派人到瀋陽弔唁並與後金開始議和。“崇煥初議和，中朝不知。及奏報，優旨許之，後以為非計，頻旨戒諭。”但袁崇煥卻一意孤行，他雖然透過和談之機完成了寧錦防線建設，而老謀深算的皇太極卻藉此機會打敗了東江毛文龍的明軍，征服了朝鮮，消除了後顧之憂，使朝鮮由明朝屬國變為後金的物資供應基地，並動搖了漠南蒙古各部對明朝的信心。因此，這次違反朝令的和談暴露出了袁崇煥在戰略上的短視，為其後來的慘死埋下了伏筆。袁崇煥的性格，既為他屢立戰功、成為名將奠定了基礎，也是他後來被殺的重要因素。他是從崇禎元年開始一步步走向死亡的。
平臺召對是袁崇煥走向死亡的第一步。崇禎元年七月十四日，崇禎帝召見袁崇煥及六部群臣於平臺。崇禎帝對袁崇煥寄以厚望，慰勞備至，諮詢復遼方略。袁崇煥慷慨陳詞：“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皇帝聽後非常高興：“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給事中許譽卿乘皇帝退而少憩之際，問袁崇煥五年復遼之略。崇煥笑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譽卿大驚道：“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
袁崇煥聽罷方覺大話失言，等皇帝回來後，他馬上提出許多前提條件，力圖表明五年復遼是一個理想化的方案。但崇禎帝對袁崇煥的要求無不答應，關照在場的相關各部尚書照辦，所提條件一一予以滿足，對其策略表現出了高度的重視。二十四日，崇禎帝賜袁崇煥尚方寶劍，允其便宜行事。袁崇煥先在平臺招對時向崇禎帝許下五年復遼的豪言，又制定了以守為主的復遼方略，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難以執行的方案。袁崇煥的君前浪言，已經構成了欺君之罪，這使他向死亡邁進了一步。
擅殺毛文龍是袁崇煥走向死亡的第二步。崇禎元年八月，袁崇煥出山海關趕往寧遠，督師薊、遼。他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如平定兵變、整頓軍隊、統一事權、重建寧錦防線等，並取得了一系列成績，但擅殺東江總兵毛文龍，為袁崇煥之死增添了砝碼。二年七月，袁崇煥在皮島用尚方寶劍斬殺了同樣擁有尚方寶劍的東江總兵毛文龍。當時袁崇煥曾向皇帝請旨：“臣今誅文龍以肅軍，諸將中有若文龍者，悉誅。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崇禎帝聞之大駭，但也只得優旨褒答，並下詔宣諭毛文龍罪狀。明末史料普遍認為袁崇煥殺毛文龍是為了與後金議和，不過這只是時人的猜想。
袁崇煥殺毛文龍，一是因其桀驁不馴、難以統馭，殺之以肅軍；二是歸併其軍隊，統一指揮。但毛文龍畢竟和袁崇煥一樣是統馭千軍萬馬的邊關大將，他在皮島雖有諸多不法之事，但他屢次派兵襲擊後金，使皇太極不敢全力放手西進，其對後金的牽制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袁崇煥明知“文龍大將，非臣得擅誅”，卻大膽而自負地殺了毛文龍，並改編了他的部隊，其後果是嚴重的。它一方面引起了崇禎帝和朝臣對袁崇煥的疑慮，為其後來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另一方面也使毛文龍所建立的東江部隊開始瓦解，失去了牽制後金的戰略作用。
糶（tiào，賣米）米蒙古是袁崇煥走向死亡的第三步。袁崇煥督師遼東後，非常重視聯蒙抗金。崇禎二年春，蒙古喀喇沁部發生大饑荒，請求袁崇煥通市。袁即上奏要開馬市售糧給蒙古。此時朝中已經知道喀喇沁等部投金，崇禎帝警告袁崇煥：“據報西夷市買貨物，明是接應東夷，藉寇資盜，豈容聽許？”而袁崇煥則不以為然，上疏抗辯，為蒙古求情，最後迫使朝廷同意對蒙古開市糶米。袁崇煥的錯誤判斷和固執己見不僅帶來了嚴重後果，也使他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後來為後金進攻北京帶路的，恰恰就是這個袁在奏章中認為“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的蒙古部落。
與後金和談是袁崇煥走向死亡的第四步。他第二次督師遼東後便與皇太極和談，儘管這次議和是後金主動提出來的。皇太極雖然多次要求與明朝議和，態度非常積極，但實際上多半是軍事行動前後帶有欺騙性的緩兵之計。崇禎帝即位後，皇太極先後多次給崇禎帝、遼東前鋒總兵祖大壽、遼東巡撫畢自肅、東江總兵毛文龍等人送信請求和談，但都沒有迴音，可以看出明朝君臣對和談非常忌諱。崇禎二年閏四月，皇太極得知袁崇煥復出，便派人致書請求和談。袁崇煥接到來信卻積極響應。兩人書信往返不斷，多次和談，直到十月皇太極發動己巳之役，入關圍攻北京。袁崇煥與後金和談雖然是為了爭取時間休養兵馬，鞏固城池，構建防線，但也造成了朝廷君臣對他的誤解，為自己被殺又增加了一個砝碼。
己巳之變是袁崇煥走向死亡的第五步。崇禎二年十月，皇太極率數十萬兵馬繞過寧錦防線，取道遼西，以蒙古諸部為先鋒，分路突破長城邊隘的龍井關、大安口、馬蘭峪，攻陷遵化，進逼北京。崇禎帝一面令京師戒嚴，一面詔令各路兵馬勤王。袁崇煥聞訊大驚：作為薊遼督師，從廣義上講，整個順天府都在薊州鎮防衛的轄區之內，後金兵由此入關，他當然罪責重大。袁崇煥立即率軍赴援，抵達薊州。
崇禎帝“令盡統諸道援軍”，袁則向皇帝承諾“必不令敵越薊西”。但袁崇煥指揮失誤，將趕到的各路軍隊部署到其他防線，使得皇太極在沒有受到任何阻攔的情況下直接透過天險薊門關，接連攻陷京城東面屏障玉田、三河、香河、順義等縣，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煥發現後金軍越過防線後，並未進行追襲、攔截，而是率兵跟躡。他不顧明朝勤王援軍不得在京城下作戰的規定，不聽部將勸阻，率兵前往北京，於十六日晚抵達廣渠門外。此時後金軍已經在北京城外侵掠達四天之久。
儘管如此，崇禎帝還是立即召見袁崇煥，而他不顧勤王援軍不得入城的規定，多次要求率關寧軍入城休整，均遭拒絕。袁崇煥作為薊遼督師，手握重兵，既沒有拒敵於長城以外，又沒有阻敵於薊門防線，而是跟到北京城下才與敵決戰。此舉使京城突遭兵禍，引起城外紳民的極度不滿。於是“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為城下之盟”。這些謠言和議論不斷傳到崇禎帝耳中，使他對袁崇煥的疑心越來越重。十二月初一，崇禎帝在平臺再次召見袁崇煥，問以擅誅毛文龍等事，崇煥無言以對。於是宣佈將其停職，入詔獄收監待勘。
崇禎帝最初並不想殺袁崇煥，但由於袁部下的兵變和閹黨的推波助瀾，最終使他走上了刑場。崇禎三年八月十六日，崇禎帝“諭以袁崇煥付託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種種罪惡，命刑部會官磔示” 。
袁崇煥之死，不是因為清人編造的皇太極設的反間計，而是因欺君失職而被殺。按照明律，敵軍入境不能堵截，攻城不能入保，要按律逮治。袁崇煥向皇帝許諾五年復遼，結果一年多後敵軍竟然兵臨北京，這既是欺君，又是失職。此前督師遼東的楊鎬、熊廷弼、王化貞只因失地就被殺頭，袁崇煥與之相比罪責要嚴重得多。袁崇煥在戰略上只重寧錦防線而忽略全域性、擅殺毛文龍而瓦解東江、違抗聖命入糶蒙古以及在己巳之變中的一系列指揮失誤，最終使自己走上了磔刑臺。但袁崇煥畢竟是一位具有軍事才能而且忠誠於明朝的抗金名將，他的慘死無疑是明朝的重大損失。正如《明史·袁崇煥傳》評述的那樣，“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