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城鎮的設定，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有著屬於自己的發展歷程。而發展的原因也是複雜的，並不是由一個或兒個原因單獨影響而成，應該是多個原因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自然因素與城鎮

自然因素對一個城鎮的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本文所選的三座城鎮均佈局在涇河上游，且屬於典型的溫帶大陸性氣候，夏季高溫多雨，冬季寒冷少雨，地表徑流地補給多來自雨水，河流汛期與雨季相重合。竺可楨先生在1973年時總結了中國氣候變遷的基本規律，具體表現為我國五千年來在溫度變化上可以明顯的分為四個溫暖期和四個寒冷期。（下表）其中，第四個寒冷期正好是處於明清時期，竺可楨先生認為，這一時期，也正是我國近2000年來溫度最低的時期要。

根據竺可楨先生的研究，認為歷史時期內氣候可能有過波動，即氣候波動說，他認為會有幾個時期比較乾燥，幾個時期比較溼潤，但總的來說，是沒有根本變化的要。葉驍軍則認為，對於整個西北地區歷史時期的氣候，是沒有發生太大變化的，但是區域性地區河流的改道、流沙移動等變化，則影響著城鎮的存與廢在《甘肅隴東地區歷史時期氣候變遷略考》一文中，利用“溼潤指數”對平涼等地區的氣候乾溼變化進行了研究與探討，得出當氣候進入到溫暖期時，隴東地區便會降水偏多，氣候也隨之溼潤；在寒冷期時，降水減少，氣候乾燥要。

水資源是影響人類定居的一個最主要的因素。

本地區的河水補給形式是雨水補給，也就是說，降雨若是減少，河流徑流量也會隨之減少，這樣一來，區域內的湖泊面積會隨之萎縮，地下水也不能得到充分的補給，導致泉水的乾涸，從而影響到人民大眾的生產生活。因為氣候逐漸變幹而消失的湖泊有很多，崇信縣北的散花溝“聚水成潭，廣數十畝要”。但是到了清末時，則成了“民眾掘之，潭陷水涸”的局面。

涇水上游沿山一帶的山谷中，由山澗溪流滴水而成的泉和地下水噴湧到地面的泉極為常見。“涇州西三十五里，泉眼極多，四時不涸要”，主要有共池、西面的暖泉；靈臺則有東北的甘泉、西面的跑泉，崇信地區則是訥河上游的武村川、木賊溝、延官溝和水磨川等等要，這些泉眼皆為民眾灌溉的水源，民眾依此泉眼修建了六十多道溝渠以事灌溉。

在河谷地區，人們還人為的築堤引水或利用泉水建造人工湖，方便灌溉用水的囤積。同時，在村落或居民區，還會開鑿澇池以便人民生活用水。但是，人工湖必須有活水補給才能維持，當天然的湖泊、泉眼因為降雨減少而不能維持的時候，人工池又怎能獨善其身呢？沒有了充足的水資源做保證，一個城鎮的發展必然會受到制約和限制。所以，為了更好地給發展做好後盾，水利建設是必不可少的。與此同時，水給人民生活帶去的不便之處，我們也應該正視。

經濟因素與城鎮

經濟因素對城鎮的影響首先是透過交通條件體現的。在交通相對發達的區域，各個城鎮間的聯絡勢必會很緊密，這樣一來貨運也會相對流暢，商業繁榮；反之，在交通不利的區域內，各個城鎮之間的聯絡比較困難，貨物的運輸會阻滯，商賈也不願前來，商品匱乏，城鎮經濟必然蕭條。

美國學者施堅雅認為，每一個宏觀區域都包括了中心和邊緣這兩部分。而在本文的宏觀區域裡，涇川便是一箇中心地區，靈臺和崇信則屬於邊緣地區。中心地區在交通、市場、資源等方面都比邊緣地區擁有優勢。就城市之間的平均距離而言，中心地區小於邊緣地區，並呈現一種有中心城市向邊緣城市遞增的趨勢。

就城鎮規模和商業服務水平而言，中心地區則大於和高於邊緣地區，並由中心地區向邊緣地區依次遞減。這表明，每一個規模最大、輻射力最強的區域中心都為若干低一級的經濟中心所環繞，依次類推，直到最低一級。城鎮的分佈也因此呈現出一種層次結構，城鎮的數量與其市場容量和開發規模成反比要。

施堅雅還認為，中國的市場體系可以被分為八個等級的區域經濟中心模式，自上向下依次為：中央首府、地域首府、地域城市、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鎮、中間市鎮、標準市鎮。標準市鎮的初始形態是農村墟市一類的基層集市，基層集市即為構成中國社會的最基本單位。

在宋打破了坊市制後，國內市場形成了分級：一、地方小市場，即墟集貿易市場；二、城市市場，包含手工業品交易中心的鎮市；三、區域市場；四、突破區域範圍的大市場要。方行在《清代前期農村市場的發展》一文中指出當時國內大體存在著三種類型的市鎮：一、主要具有保障供給經濟功能的市鎮；二、主要具有販運貿易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市鎮；三、多功能全面發展的市鎮。它導致了從東南沿海到整個內地的窮鄉僻壤，以市鎮為骨幹，與墟集相串聯、多層次的農村市場網路要。

並透過中心城鎮與區域外的城鎮相聯絡，進行經濟貿易。同時，商業城鎮在長距離販運貿易上發揮了關鍵作用，但是直到鴉片戰爭之前，我國的國內市場還是以糧食為基礎，以布、鹽為主要物件的小生產者之間交換的市場結構。

明清兩代的市鎮相較於宋，有著長足的發展，而市鎮集日的多少，則是地方經濟發展的主要參考物。集日密集，則經濟發展程度高，集日稀疏則經濟發展程度較低。而集日一般分為年集、月集和日市。年集以一年為期，主要表現為廟會、賽會等等。一般時間較長，意在透過集中和延長集日來達到商品最大程度地聚集和擴散。年集在本區內每個縣都是存在的，並流傳至今，例如靈臺縣的邵寨鎮，每年農曆四月就會有廟會，為期四天，唱戲、貿易，熱鬧非凡。月集在各地的情形是不一樣的，但是其主要依據依然是商品經濟的活躍程度和實際狀況。

靈臺縣的十字鎮隔三天一集，而邵寨鎮則是隔一天一集。最後一種便是日市，也叫常市，這種集日最能體現城鎮的發展情況，是定期集日發展的最高階段。除去本身就擁有經濟職能的縣城而言，在廣大的鄉村，出現日市的城鎮大致已經發展成為具有綜合性商業的小城鎮了。根據民國《甘肅省通志稿》中，可以看出，在本文涉及的涇州直隸州內，也只有三個城鎮有日集而已，分別是窯店鎮（涇川縣東70裡）、髙家鎮（縣東40裡）、瓦雲鎮（縣東55裡）》因此可以推論出，這三個市鎮的發展較域內其他市鎮而言，是相對繁榮的。

在一座城鎮內部，區位也是影響城鎮發展的因素之一。區位對城鎮的影響取決於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及區域經濟的特點。在平常的生活中，每個區域內部都有自己的商業貿易點，並且分佈在不同的地區和角落，形成了一定的空間佈局。這些點都是在特定的自然、歷史、經濟條件下形成的，一旦形成，相對位置的穩定在短時間內是不會改變的要，除非有巨大的不可抗力將其摧毀，例如天災人禍。

而對於本區來說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則是制約城鎮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本區位於黃土高原溝壑區，地理條件相對惡劣，加上雨水分佈不均，水土流失嚴重，灌溉農業不發達，只能靠天吃飯，因此農牧經濟水平都比較低下。這就致使人們沒有多餘的錢財來支撐消費市場的發展，從而進入一種惡性迴圈，對城鎮發展不利。

涇州的主要物產，“以高粱粟黍為大宗，牛皮、羊皮、蜂蜜、黃蠟次之。果實產桃，工業產氈，商業殷盛。因據陝甘通路故也要”。由此可以看出，因為涇川處在交通要道之上，商業相對而言是比較繁華的。例如甘肅最大的輸入品茶葉（即副茶）。涇州亦是其最主要的輸入地之一。

明清時期，隨著人口的增長，人們對於土地的使用，也不能只是追求擴大開墾量，而是轉向對土地深層次的利用，如種植高收益的經濟作物。人們在保持糧食的穩產之餘，開闢了一定規模的新的具有優勢的經濟作物。

一般而言，對於欠發達地區，其主要困擾不是糧食產量的不足，而是糧價低廉和銷路有限，同時又沒有新的具有競爭力的優勢作物這樣的問題。在本文研究的地區，在基本的糧食種植外，經濟作物有菸草、高粱、玉米、馬鈴薯、西紅柿、辣椒、茄子、豆類及瓜果。但這些都是在滿足自家需要的基礎上，才會拿出去進行貿易。從經濟效益上來看，整體是比較小，但這些貿易卻是組成集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社會生活因素與城鎮

由史料中的“寺觀”一類中，可以看出，此區域內的人民，信仰的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但隨著回址的遷入，清真寺也不可避免地出現，靈臺城南東川地，就有清真寺存焉。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外國傳教士的進入，天主教也在民間有所傳播，但是並不廣泛。到清末時，涇川城內，便有天主堂的存在了。因為此地夏季多雨水，冬季少雨乾燥，因此居民多挖窖蓄水。“各地多涸湖而無水。若掘地作井。

雖至十丈不能見泉。蓋雨水少則地下水亦少。於是家各掘窖。深至數丈。窖底及環壁。鑲以石。貯餘水備用。若冬季降雪。爭收窯中。無掃而棄之者要。”在基礎設施的設定上，人們還會對新事物產生一定的牴觸情緒，例如“至於意外之損壞，其事尤夥。甘之涇州、平涼等處，人民謂旱疫為電線所致，拆毀殆盡。

俱由地方官出費修復，首犯有論重闢者要”。這些舉止可以看出此地比較保守，對於一些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較低。思想上的保守，在行動表現上，就是商業、生產力等發展低下，城鎮發展緩慢。但是這種封閉、保守甚至於愚昧的社會狀態在封建社會卻常常被政府乃至一般社會所讚美。“民皆耕種，無外慕，俗可稱淳要”。在這種既封閉又輕商重農的社會大環境下，縱然有富裕勞動力，也很少出來經商或打工，即使是在飢寒交迫的情況下，也是如此。這種“家無餘積，男不經商，女不紡織”的風俗，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商人和手工業者的產生，並因此制約城鎮的發展。

結語

而城鎮位置的確定，是城鎮及其外部的自然、經濟、政治、軍事等客觀事物在空間上相結合的產物，有利的結合就是有利的地理位置，可以起到促進城鎮發展的功效，而在自然環境惡劣的地區，城鎮的發展必會受到一些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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