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一書第一章中，提出的仁義思想是儒家學說的核心。 從孔子的“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起，儒家就認為“聖王之道唯有堯、舜、禹、湯、文、武”，而這些“聖王之道”又以仁義為首，因此，仁義思想是儒家學說必然要涉及到的內容。

孟子身處的亂世是現實的功利思想大行其道的社會，針對當時的這種社會風氣，作為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大力提倡和宣揚仁義之說，希望以一己之力改變這種狀況。因此，他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為己任。由此可見，孟子的這些做法是以現實社會為基礎的，充分體現了孟子強烈的責任感。

當時，諸侯們追求功利的手段已經達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而作為一位大國之君的梁惠王之所以能見到孟子，根本原因也是為了能在爭權奪利的鬥爭中取得優勢。在剛剛見到孟子時，梁惠王對孟子瞭解不足，錯把孟子當成是蘇秦、張儀等崇尚“詐力”的縱橫家之流，因此剛一答話便問“有以利吾國”，而心懷仁義思想的孟子也不客氣，觀點鮮明地回敬道“亦有仁義而已矣”，從而揭開了向全社會提倡和宣揚仁義思想的大幕。 當然，儘管孟子的主要思想是仁義，但他也不是始終都不想利、不講利，他只是不唯利是圖而已。

根據《孟子》一書的記載，孟子關於利的觀點有“魚，我所欲也”、“修天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而人爵”等。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孟子仁義思想的重要方面——保民之說——其實講的也是利。可見，孟子是並不排斥利，只不過利不是他的主要思想。 孟子講的利，與其他人追求的利有很大的區別。首先，孟子反對人們不講社會公義、只講一己私利的做法；其次，當社會公義與私利發生衝突時，孟子主張把社會公義放在首要位置考慮，等等。只有知道了這些，才能對儒家思想和《孟子》全書有更深的瞭解。

現在的君子不僅不羞於言利了，而且已經是“義利齊飛”，達到了孔子所謂的“見利思義”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