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儀鳳三年（678年），朝廷刻意採用嚴刑峻法立威，身為侍御史的駱賓王因次上疏諷諫時政，觸怒武后，得罪入獄，為一代良相賢臣的夢想基本破碎——對於一個七歲就作出“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句章的神童而言，他似乎過於天真，根本不懂得政治的玄機。

儀鳳四年，駱賓王獲特赦出獄，出任臨海縣丞——臨海縣政府辦主任，這是一個低到不能再低的官，但也為他博了個傳世之名“駱臨海”。

駱賓王像

不要緊，歷史在醞釀一場大功業，等著他那篇傳檄千里的鉅製宏文出世。

永淳二年（683年），唐高宗薨逝，武后第三子李顯登基，是為中宗，這是個只當了五十四天的皇帝，就被武后廢黜為廬陵王——原因是他繼承了父親高宗縱容皇后的特點。

看到武后不斷提拔武氏家族入仕為官，在韋皇后的慫恿下，中宗開始不顧大臣反對，把岳父韋玄貞破格封王——但在宰相裴炎勸諫之際，中宗居然在朝堂上嚷嚷出“我以天下給韋玄貞，也無不可”這種渾話。

於是，武后改立的第四子李旦，是謂睿宗，改元文明。

繼位之後的睿宗並無實權，“政事決於天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 他不但不能參與政務，甚至連人身自由都不能保障，簡直形似傀儡，一切聽憑母親武后

臨朝稱制

，定奪天下要務。

很快，武后定奪了幾件令人意外的事。

第一件事，她給長安留守重臣劉仁軌寫信，其中“昔漢以關中之事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一句頗顯蹊蹺，委託蕭何的人是漢高祖劉邦，可不是呂雉；武后希望其能夠像蕭何支援漢高祖一樣支援自己主政，穩住西京局勢不至動亂。

第二件事，已經有朝臣奏事稱武后為“陛下”，武后欣然受之，並要求朝廷改官名易官服，改東都洛陽為神都。

第三件事，是侄子武承嗣提出在洛陽武氏七廟——給祖先立七廟，這是天子的權利，貴如王公皇后都不得僭越禮制，她內心中已經是把自己當皇帝看了，並開始了改朝換代的準備工作。

唐睿宗像

武后放肆的舉動在託孤重臣、宰相裴炎的激烈反對下不得不終止。

《舊唐書》載：因唐高祖的兒子韓王李元嘉、魯王李靈夔是宗室近屬，武三思和武承嗣叔侄“屢勸太后因事誅之，以絕宗室之望”。

對此，包括劉禕之、韋仁在內的朝臣“並懷畏憚，唯唯無言”，只有裴炎據理力爭，加以阻止——顯示出武后集團和李唐集團之間的矛盾空前激烈。

文明元年（684年）九月，高宗薨逝僅僅十個月，朝廷內隱藏的主要矛盾就升級為戰爭——《隋唐演義》中的軍師徐茂公的原型，開國元勳李勣的孫子李敬業將姓改回原“徐”姓，在揚州燃起了反抗武后的戰火。

武后任用武氏子弟，其作為使唐宗室上下人人自危，朝臣離心離德。

就在駱賓王入獄同年，李敬業、李敬猷兄弟、給事中唐之奇、御史魏思溫、杜正倫的侄子詹事司直杜求仁也都因事獲罪，或降或貶，充滿憤恨，因此均齊聚揚州，打著要求恢復廬陵王的帝位的旗號，參與起事。

起兵之初，已改回原姓的徐敬業自任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唐之奇、杜求仁為左、右長史，李宗臣、薛仲璋為左、右司馬，魏思溫為軍師，駱賓王為記室。

與此同時，為了給起兵找到爭議性和合法性，徐敬業還找到一個相貌非常像章懷太子李賢的人，對大家說：

“太子賢並未死去，而是逃在城中，命令我們舉兵匡復大唐。”

在李唐宗室和武氏新貴矛盾日趨激化的情況下，徐敬業打出反武旗號，以匡李唐為旗幟，在軍事上、政治上都佔據了主動——一時間應者如雲，一些地方官員如楚州司馬李崇福等，也帥所部追隨，僅十餘日便聚集十餘萬人響應。

自揚州起兵討伐武則天，駱賓王突然現身軍營，替徐起草了一篇《討武曌檄》，辭鋒警利，氣勢不凡，極富煽動性。武則天開始讀到

“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之類的句子，還嘻嘻地笑，但等讀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不禁瞿然一驚，問：“這是誰寫的？”左右告訴她是駱賓王，武則天不滿地說：“宰相怎麼能漏掉這種人才！”

從九月丁丑起兵，到十一月庚申失敗，歷時四十四天就被李孝逸軍所平定——徐敬業之敗，就在於打著匡復李唐的旗號，卻做起了南渡割據為王的美夢，失去了當時最廣泛的李唐皇室和山東豪傑的支援。

對於揚州之變，幾乎所有的史書都認為這是場“叛亂”，而徐敬業、駱賓王、魏思溫、唐之奇一干人等也被稱為“蟊賊”——“或貪贓枉法或因坐事”而“被貶黜”的貪官汙吏，其實也未必如此。

《駱臨海集箋註》中記載：

“賓王見唐運且密移，數上書言天下大計。後曌怒，誣以法，逮繫獄中。”

唐之奇則是深為章懷太子李賢不平的官員，可以說，揚州之變是高宗後期到武周之間，武氏與李唐兩大對壘集團政治鬥爭不可調和下的必然產物——但隨著戰爭推進，徐敬業並未採取更為有利的政治主張和軍事策略，導致迅速兵敗。

正如《資治通鑑》借陳嶽所語：

“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

勝利之前，武后怕一場叛亂；勝利之後，她又高興有這麼一場叛亂。

平叛的過程，實質是對反武勢力鎮壓的過程，於內肅清了裴炎等肘腋之患，於外鎮平了徐敬業一等反對勢力，甚至連平叛功臣李孝逸等宗室功臣，也列入清洗名單——不久後，受武承嗣等人誣告，流配而死。

揚州之變之際，李唐宗室不但並未響應，甚至成為平叛的主力，他們大抵和高宗一樣，沒人認為武后有奪取李唐國祚的野心，至多認為武氏不過是漢之“呂后”與“諸呂”而已。

但比及揚州兵敗，武氏就更有能力加快對李唐宗室的清洗。

垂拱四年（688年），當琅邪王李衝、越王李貞起兵時，僅七天兵敗。也許李唐諸王此時才後悔，當時未能支援揚州之變。

關於駱賓王所終，正史、野史雜說紛紜。

《資治通鑑》提及，揚州兵敗後，駱賓王與徐敬業同時被殺；

《新唐書》說他“亡命不知所以”；

唐人筆記《朝野僉載》則認為其投江而死。

此外，還有更為浪漫的一種說法——駱賓王與徐敬業都成功逃脫，所獻首級不過是將帥爭攻，選了兩個狀貌類似的人而已。

孟棨《本事詩》記載，多年之後，考工員外郎宋之問被貶江南，曾造訪杭州靈隱寺。夜月下，宋之問吟出“鷲嶺鬱苕嶢，龍宮鎖寂寥”兩句，卻不甚滿意。

正巧寺內有個老僧知道後，說：“為何不用‘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這兩句呢？”

宋之問十分驚訝。第二天，他再去拜訪，老僧卻已不知所蹤。一番打聽之後，才知道這位老僧就是駱賓王。

這僅僅是個傳說，不過是後人對才華橫溢的駱賓王美好生命的又一次想象。

中國歷史向來不缺乏此類善意——明建文帝亦然，彷彿遁入空門才是他們最好的歸宿，可讀過《討武曌檄》和《獄中詠蟬》的人們，腦海已經被與王勃、楊炯、盧照鄰齊名的那個駱賓王的形象佔滿，很難再描摹出一個高僧駱賓王的意義。

世間再無駱賓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