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三吏三別”，根本就不是寫給大唐百姓看的，大唐百姓想噴也沒得噴。安史之亂後，大唐從巔峰被打到谷底，朝中宦官當政、地方軍閥遍地。這時候，還有什麼積極面可言，大唐百姓看了杜甫的詩，也會感同身受，因為終於找到人能代言內心苦悶了。
01。《道德經》不是暢銷書，“三吏三別”也不是微博段子
有些人總是一門心思地要在《道德經》裡找什麼人生至理。這就是一種南轅北轍。因為老子的書，根本就不是寫給老百姓看的，而是寫給諸侯王看的。因為那時候根本就沒有暢銷書，老子本人也不會想著出一本暢銷書賺錢。把治天下的道理當成治人生來讀，把君治臣的道理當成己治心來讀，就是一種南轅北轍，找錯了地方。因為老子時代的技術條件，不支援暢銷書的出現。所以，老子不會向天下講道理，只能向君王講理政。
老子的時代是如此，杜甫的時代也是如此。沒有網際網路、沒有自媒體、沒有大字報，成本昂貴的印刷術，只能印印佛經。杜甫寫了幾首詩說：社會好黑暗啊，然後就指望著能昭告天下、盡人皆知，這不是開玩笑嗎。還是那句話：技術條件不支援，所以時代不允許。
杜甫的詩，只能在唐朝文人士大夫的小圈子裡流通一下。即便真能從上層流向底層，也沒幾個人能看懂、也沒幾個人感興趣。底層老百姓寧可聽聽那些豔詞、兒歌，也不會拜讀杜甫的大作。特別是“三吏三別”這種高階產品，你看裡面的用典就清楚了，得是多高的門檻。
02。杜甫的“三吏三別”是寫給誰的
文以載道，寫給君王；獨抒性靈，寫給自己。“三吏三別”既是寫給君王又是寫給自己。當然文人士大夫的圈子肯定也要流通，否則也不會傳到現在。
“三吏三別”的背景是安史之亂。公元757年的時候，杜甫跑到了鳳翔，終於找到了皇帝唐肅宗。於是，在這個時候，杜甫才算有了報效朝廷的機會。
安史叛軍攻破長安後，杜甫、王維這些唐朝士大夫們，都被抓了起來。王維是什麼身價，這對叛軍來說肯定是寶貝，先看押起來，再勸說投降、當大官。杜甫呢？抓是抓了，但安史叛軍根本就懶得管他。杜甫這等貨色，叛軍看都懶得看。於是，杜甫才有逃跑的機會，王維就是想跑也跑不了。所以，直到見著唐肅宗，杜甫才有了報效朝廷的機會。
但是，杜甫這個人站錯了隊，他跟宰相房琯站到了一起。房琯首先是玄宗的朝臣，其次是帶兵攻打長安，結果被打得大敗。你杜甫這麼站隊，肯定不用想著能有啥政治前途了。但是，穿過亂軍、跑到鳳翔，杜甫投靠新皇帝，也不會啥也撈不著。當時，就被封了一個左拾遺的官職。看這個字面意思，就能知道左拾遺是幹啥的了：撿拾皇帝遺漏的東西。也就是皇帝政策決策有失誤，你杜甫要上書直言。
但是，杜甫站錯隊，肯定也沒好果子吃。後來，就被朝廷貶到地方了，但貶的也不遠，就在華州（陝西華縣）地界上負責祭祀、教育方面的工作。公元758年，杜甫去河南探親，探完親又返回華州。就在這一去一回的路上，杜甫看到了滿目瘡痍的中原天下，於是有感而發，寫下了“三吏三別”。
你這麼看，杜甫的“三吏三別”到底是寫給誰的？一方面記實當時情況、抒發憂國憂民之心，另一方面肯定是想著能傳到皇帝唐肅宗的耳朵裡，即便不能到皇帝那裡，也能透過文人士大夫的圈子傳到宰相和朝廷高官的耳朵裡。老百姓已經這麼苦了，皇帝、宰相以及各部尚書們，你們想想辦法吧。
03。“三吏三別”無視了大唐積極面嗎
這個時候，你真不能說大唐還有什麼積極面。朝堂上是宦官專權，地方上是戰火瘡痍。杜甫就是想發掘一點兒大唐的積極面，他也找不到。
但是，不能從“三吏三別”有多慘，就說杜甫這個人有多悲觀。他還是比較積極的。他的《憶昔二首》追述了開元年間的繁華，如“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當然，他也寫了現實有多殘破，如：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但是，其最後兩句：
周宣中興望我皇，灑淚江漢身衰疾
，還是比較積極的。杜甫對大唐中興還是滿懷期望的。
但是，你看杜甫的期望留給了誰？期望滿滿，但滿滿的期望都在皇帝身上。你不能說杜甫沒有人民立場，他不可能跳出當時的時代，我們也不能強古人所難。而且，大唐真要中興，就真的需要有個好皇帝。然而，事與願違啊，不僅沒出什麼雄主明君，也沒有哪個皇帝重用杜甫。
所以，杜甫的“三吏三別”就不是寫給老百姓看的。杜甫，算是一種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吧。畢竟當過左拾遺，畢竟還是大唐官員，寫寫百姓疾苦和社會殘破，還是希望能夠直達聖聽。從國家說，是為民請命；從自己說，也是在皇帝和朝堂上刷刷存在感。
04。大唐百姓會噴杜甫嗎
還要直面一下那個問題：大唐百姓會噴杜甫嗎？杜甫你是不是不講政治，是不是在惡意唱衰大唐？
杜甫沒這個意思，但“三吏三別”確實有對映的意思啊。把百姓寫得那麼慘、把社會寫得那麼黑暗。但這個是難免的。
你看《三國演義》，都是大開大合的風起雲湧，這裡面看不出慘來。因為這是一種宏觀視角的敘事，用宏觀視角去敘事，就不會太慘。但是，你看“三吏三別”就不一樣了，真心慘。
“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這多慘！“一男附書至， 二男新戰死”，這多慘！“君今往死地， 沉痛迫中腸”，這多慘。“三吏三別”之所以慘，就是因為杜甫是在用微觀視角來敘事，寫的都是個人命運，想不慘都不行。
但是，杜甫寫“三吏三別”的初衷是什麼？是在為民請命啊。杜甫是要把民間疾苦寫出來，然後拿給皇帝看、拿給朝堂看、拿給那些掌權的文人士大夫們看。你們這些人只看到消滅了多少叛軍、打下了多少城池，但是你們看沒看到百姓有多慘。杜甫就是這個初衷、就是這個背景，大唐百姓會噴杜甫嗎？
即便是站在皇帝和官僚的立場上，朝廷也不會給杜甫上綱上線，搞文字獄也搞不到他身上。因為杜甫級別不夠。那時候，文字獄多是藉口，搞掉你才是目的，但搞掉杜甫這個芝麻官有啥用。因為技術條件也不支援搞文字獄。杜甫就是想對映大唐，也對映不了，因為他寫的這些東西不可能在民間傳播。文字獄在宋朝見了端倪，在清朝最為酷烈。清朝是胡人政權只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就是印刷術成熟了。自己寫本書，只要有錢，想印多少就印多少，這也就有了傳播和對映的可能。
所以，你不能把杜甫的“三吏三別”拿到現代社會搞穿越類比，這是在欺負杜甫，也是在自欺欺人。杜甫可能為官不行，但是為人很正。